文图 / 左叔
如果单纯只从探讨东西方的社会保障机制角度来看这一本书，那些这本书就显得过于累赘了些，里面充斥着一个单亲母亲的挫败、迷茫与无助，那些人在脆弱时的小幻想，在稍稍得意之时的天意捉弄，都显得与宏大的社会机制主题格格不入。
但如果你只是从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女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那么这本书提供很多在我们各自的人生体验中也许不曾出现过的细节和情境，会唤醒我们反思以及危机意识，同时也在思考在人生的逆境与顺境之中，自己应该珍视哪些，坚持哪些。
《女佣的故事：我只想让我女儿有个家》如果简单的归类的应该是偏向“纪实”的，偏向“体验”的。不过，它和我以往读过的，诸如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袁凌的《寂静的孩子 》、丁燕的《工厂女孩》等等第三视角的“体验”完全不同。
这些不同的重点并不是东西方体制机制的问题，而是那些体验者是怀揣着写作目的“职业”写作者，他们随时可以从眼前令人尴尬、难以承受的处境之中抽身出来，但《女佣的故事》的写作者斯蒂芬妮·兰德却没有办法，因为她是女佣本人，跪着清理别人家的马桶、打扫别人家的房子，才能让她和女儿有一个可以暂时躲避的“家”。
斯蒂芬妮·兰德的故事很像了很多美国影视作品当中的桥断，年轻的女孩原本只是谈了场涉世未深的恋爱，然后却意外怀孕有了孩子，出于“天性”选择留下了这个孩子，尔后便是与孩子父亲之间的诉讼争夺抚养权。虽然赢得了官司，但人生的轨迹却完全改变了，大学申请被默默地撕掉，养家糊口哺育女儿才是眼下最最现实的问题。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让刚刚成年的人没有办法向自己的父母伸手求援，在斯蒂芬妮·兰德的家庭中里事实也没有人有能力可以帮她一把，父母离异且有各自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是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之下。她只能带着自己的女儿在收容所、临时住处、因为加盖在通风管上的顶层棚屋等临时住所中辗转，靠着给别人清扫房屋、领取食品救济券、申请育儿补助等方式艰难生活。
在我的印象中，国内年轻的女性进入家政行业的并不多，或许早些年有一些小保姆或者月嫂，现在似乎年长的相对多一些，毕竟其他行业可以容纳年轻的劳动力。在温饱的边缘挣扎，进入一户又一户陌生人的家。除了辛苦的劳作之外，还是有一机会窥见他人生活的细节的。这些细节或是刺激着她痛苦地面对自己失败的人生，或是让她觉得纵使自己一无所有，但与孩子相依为命的生活也是她甘之如饴的选择。
挣扎在社会的底层，人的自尊心很难得到庇佑。如果雇主能够不单单将她视为一个清扫房屋的“工具人”，还能与她分享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诸多烦心事，将她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她的内心其实是会感受到强烈的暖意的。她虽然身处困境，但也会在别人待她的细节看到他们身上的所谓的“中产焦虑”。
其实，这几年我们身边样的“阶层焦虑”也是挺强烈的，最为直接的反映就在教育领域。在外部迅猛的变化和冲击之下，人总是会有朝不保夕的担忧，不仅担心自己会因为失掉工作，而无力支撑此前举贷的“杠杆”，更担心自己的孩子一时误入“歧途”，在竞争中失败又被“打回原形”。可能这样的焦虑是普遍意义的 ，所以《女佣的故事》在美国能够受到追捧，同样也是因为击中了东西方社会都普遍存在的“焦虑点”。
《女佣的故事》最初的内容是斯蒂芬妮在个人博客当中的写作，受到关注之后才有机会进入出版领域。我觉得人们在斯蒂芬妮·兰德《女佣的故事》里读到的，不仅仅是自己在未来诸多冲击之上，是否会有像她身涉艰难之地的尴尬，还有就是她身处底层始终不放弃希望，始终不放弃对女儿的爱，始终还有想要重返校园的想法，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达成的目标的“心灵鸡汤”，让很多仍旧在底层的人看到了一丝希望。
生活已经如此之难了，为什么还要写作？为什么不把用以写作的精力投入去做更多的清洁工作，去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我觉得对于斯蒂芬妮·兰德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一场“救赎”，写作不仅仅能够帮助她宣泄很多负面的情绪，还能让她在艰难的生活中拥有“跳脱”困境的宏观视角，找到走出底层的真正路径。
我其实也特别建议很多身处逆境、常感迷茫的人，如果没有值得信赖的家人朋友可以提供“社会支撑”，不妨尝试着将自己遇到困惑写下来，你会在组织语言、推敲逻辑的过程之中，意外地收获到很多此前不曾拥有过的视角，看到可以让你摆脱困境的路标。写作确实与天赋能力相关，但很多时候让写作有价值、有意义、有趣味的是一个人不平则鸣的表达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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