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左叔
因为读过袁凌同为“非虚构”作品的《青苔不会消失》，所以读到《寂静的孩子》时并不会因为“散文诗”般的文风而深感意外，反而会特别欣赏和享受他在文字表达过程中追求“陌生化”而产生审美上愉悦感。
比如，写一对靠着缝纫手艺生活的母子因为现实困境即将分开时，他说“似乎一副最长的线圈，从轴上拆下来，可以从妈妈的心口，一直牵到老家砀山的乡下，缀到政宇的心口上，时间和距离不能挣断。”
比如，写偏远乡村互相扶持的祖孙两人生活处境时，他说“早晨五点，天地还是一块黑锅底，奶奶手里的小手电筒，把锅底捅破了一点点小口，越过老屋的门槛去灶屋劈柴生火……”
再比如，写一个因失去亲人的女孩相貌时，他说“罗红莲的眼眉细长，身板也单薄，像是被什么搓平了一道，不余下任何生动的表情。五官虽然在一张脸上，却各自显得伶仃，像戴着一副无形悲凄的面纱。”
我觉得“非虚构”与“陌生化”之间并不矛盾，“非虚构”的基础同样也是人的主观感受，与其以“干巴巴的表述”来维持形式上的“非虚构”，还不如将一个旁观者在面对人世风尘中那些幼弱无助时内心难以平息的涌动放进这些文字里。
我猜很多读者像我一样读完之后内心久久难以平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人世间的风尘险恶，而是我们因为害怕疼痛而本能地回避这些伤痕，而被“如诗”般的文字过滤之后，还能真切地感受到因为现实粗糙而磨砺的疼，使我们不得不低头思考在整个社会都飞速向前的时代，还有多少被我们遗忘的角落。
在一段关于火塘边的文字里，彝族人家被问及如今国家领导人有谁的时候，不过四十来岁寡居的母亲一说是毛主席，又说不是；即便是在外面打过工、开过眼、见过世面的彝族少女也一时说不上来。家国天下事离着火塘边的生活那么远，相较于这些具体而微的小事，那些“村村通”之类的“报告”不是更应该严格落实“非虚构”写作的要求吗？
“非虚构”作品应该追求什么？我觉得应该在骨，不在皮。
因为这本书各篇目写作时间跨度比较长，又横贯整个中国东西南北，篇章集辑又是以孩子们所遇到的家庭困境为纲目的，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跳来跳去”的感觉，但是袁凌的行文风格还是很容易抓到特别有“编码印迹”的，这可能就属于每个写作者的特别的“指纹”吧。
他特别喜欢在行文的“前半程”留下一个不易觉察的“小钩子”，然后再给结尾处回扣那个“小钩子”形成某种意味深长的呼应。比如前面举例说了母子相依的线轴，文首就铺陈了各色各样的线轴在生活中呈现的细节，再比如“花房少年”当中孩子牛仔裤上的灰白斑点。
这个无足轻重的细节，在文首被袁凌解读为孩子在工地劳作时沾染的石灰泥污，接在这个误解后面是对孩子在边疆民族地区生活自在如风的描述，最后“解扣”时，孩子解释“那是裤子上自己带的，不是石灰斑点”，于是那个现实困境里离乡背井打工为生却依然潇洒人世间的少年便生动起来，作者笔下“他终究还是那个盘山公路上追风的花房少年”也就更让人信服了。
如果这本书一定要负载所谓的社会意义的话，其实不是要让读者去记住那一个个具体的、满是心酸的故事，而是要透这些由文字描述而呈现出来的“斑驳印象"看到一整个本该跟随时代潮流一同“奔腾”却又在现实困境中“寂静”无声的群体。
就像袁凌在序言里说的那样，“他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之中。一旦我们打开眼睛和耳朵，会发现世界不再寂静，布满了条条奔腾的瀑布，每个生命，都是一滴泼溅的水珠。”
有一种白蘑，才（采）回去炒熟了；从衣兜逃（掏）出馒头屑~
最后关于这本书的编校工作再缀言几句，几个错别字说实话还是蛮让人“出戏”碍眼的，当然这些已经是最基本的了。在豆瓣上说了一下，中信大方账号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因为每一辑的文字都是有地域跨度的，一个寻访对象与另一个寻访对象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内在逻辑，读者在阅读过程之中会有时空穿梭感，一会儿海南、一会贵州、一会儿新疆、一会又回到海南、一会儿再跳去贵州……如果有再版的机会的话，能否放一张涉足区域的行政区域示意图，或者另设篇章目录时交待一下采访地，先让读者有个心理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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