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左叔
不知道算不算得上跟这本书算是有点缘分。我家祖上其实也是酿酒的。我出生在一个叫“槽坊”的村子，年轻稍长一些从老一辈人的口耳相传之中了解到其实这个“槽”字是乡音的误读，本义就是“糟坊”。
“糟坊”就是酿米酒、制米醋的地方，这个世代勉强还留存着“酒糟”“糟糠之妻”这样的已经不那么鲜活的字眼了。扬州人对“醋”的名号被镇江人占了，私底下还是颇有微辞的。我出生的那个村子持这样观点，不在少数。而关于米酒这件事情名号，反而就不那么在意了。
说到酿酒，其实是我祖母家的生计，而我祖母并不是“糟坊”人，而是几公里外的“送桥”人。“送桥”是简称，全称其实是“送驾桥”，送的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御驾，想来京杭运河边上的小镇也曾经有过一时繁华。我祖母的父亲是个富农，膝下生了三个女儿，我祖母是长女，我祖父家贫，大概做过几年她家的长工。
这持家的生计到我这一辈人，其实已经无人掌握了。原因也很简单，祖母的母亲因为富农的身份，在文革里落得被红卫兵武斗的下场。听老一辈的人说，是七老八十的年纪，大冬天绑着两个拇指吊在树上，不给吃不给喝活活饿死的。我爷爷家算是赤贫，落得保全了这一系的一家老小免遭劫难。
等到喝到自家酿的米酒，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中期了，那时我也只得五六岁，回想起来已经记得不太真切了。印象中，是一袋子酒米悬在屋樑上，下面置了一口大缸，那浑浊微甜略有香气的米酒，就那么一滴一滴地往缸里滴。酒从哪里来的，不得而知，也未曾深究。孩子们好奇心重，偷偷尝了早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读这本《清酒之魂》的时候，我努力回想我那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喝着自酿米酒的场景，其实真得不多。印象中，人字头的祖屋一拆，也没有人再张罗自酿米酒这件事情了。反而是这几年，我每回去上海过年走亲戚，我外公总是将表嫂子从崇明带回来自酿的“老白汰”拿出来，加姜丝枸杞温热了给我们喝。作为“槽坊”的后人，我从来没有觉得酿酒这件事情，在我身上留下什么印迹。
放眼望去，其实整个中国应该都一样吧。时代发展太快了，我们来不及地脱掉农耕社会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迹。等到我祖父母过世之后，才惊觉连同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与之相关的诸多温暖回忆。
读已经八十几岁高龄的清酒“杜氏”农口尚彦口述，盐野米松耗时一年采写的《清酒之魂》的译本，我总是企图在这本书里面找到旧时生活的影子，来弥补我早年人生中被漠视淡忘掉的部分，但结果却是令我意外的。我反而在“农口杜氏”几十年的从业生涯里读到了当下我自己的困惑。
我对“杜氏”一词的理解停留在纸面上，总觉得它应该是从“杜康”这个典故里面引出来的，而“杜氏”换作现代一些的职位头衔，应该就是一个酒坊负责酿酒的“大师傅”，对酒的品质和酒坊的日常运作负责，类似于现如今的掌握专业技术的职业经理人。
酿酒本质是一场“生化反应”，需要精准地控制温度、湿度、时间等要素将“驯化”的菌类的繁殖与死亡作用于酒米之上，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略有不同的口味。对于口味的追求，推动了技法的精进，而技法烂熟于心的过程是“杜氏”的成长之路。“农口杜氏”的成功既有日本战后时代的因素，在我看来更主要的还是他对钟爱之事的执着。
他有几个观点，对我现如今的困境是有启发的。
他酿的清酒得到很多次的金奖，也为日本航空供应过酒品，然而在他的观念里面一直并不是将得奖作为自己的追求。参与评奖的清酒并不是一陈不变的，仍旧是个小小的“培养皿”，评奖时追求的清冽爽口，再放置几个月面对消费者时就未必了。好酒，总归是要给人喝的，这是他朴素的观点。
前一段时间还有年轻朋友和我聊出版的事情，觉得自己很喜欢写，特别想有一个作品。我能理解这样的心态，我也是从这样的阶段过来的。而现阶段对于我而言，写作表达这件事情还是有愉悦感的，而能不能出书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现如今我的能力水平以及价值，还真得没到要砍树出书浪费纸的地步。
关于技术传承，“农口杜氏”认为酿酒技法是无法言传的，酿酒这件事情包含了一个人对酒的思考，他所能给予后人的就是干活的态度和方法。我有带过几位想要学习写作的小朋友，我能感受到的是写作其实也同样是无法教的，我所能讲的就如何观察，如何表述，而一个人在文字中如何立意，与他的三观密切相关。
这几年，我也读了很多与日本产业相关的书籍，给我强烈的感受是他们非常精细，也非常尊重有手艺的人。我老家有俗话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手艺给予的只是温饱，从“农口杜氏”八十几岁高龄还在带项目的来看，日本所给予的还是荣誉和肯定。
这几年，我们也陆陆续续开始听到“工匠精神”“大国工匠”这样的字眼，无奈还是错过了很多让新生代看到，一个人执着于某一个领域也有获得成功的可能。
写到这里，就有点想念我的祖母了，翻出那一年写的《如今过年，忆不得那杯浊酒香》来再咀嚼一遍，觉得依然温暖。于我而言，这大概就是一个人执着于某事的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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