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左叔
我出生的地方叫糟坊，位于扬州北郊，在当地人的口中，这两个字的读音与“潮房”更接近。在我未识字前，我一直以为这个名字与当地人家户户住在“高庄台”上相关。
黄河花园口决堤后，改了淮河东去入海的故道，每年雨季那如困兽一般的洪水，便浩浩荡荡南下穿行江苏腹地，由瓜洲附近汇入长江后再东流入海，而槽坊就在每年淮河入江水道的行洪区边上。
十年九涝，因此家家户户都将房子建在夯土累成的“高庄台”上，那“高庄台”一般高七八米，同姓宗族的三五户人家檐挨檐地建在一起，一来夯土垒台是项“宏基伟业”，非一己之力、三年五载能够达成，二来若是遇灾遇险彼此能有个照应。垒那“高庄台”的土多半也就取自房前屋后，自然也就形成了大大小小、四四方方的水塘，而在我幼时的概念里，这临水而建的“潮房”大概也就说得通了。
等到我识得那两个字，又联想起小时候家里祖传的手艺，这才明白这两个字与我家的渊源。
我奶奶姓赵，邻近大镇送桥人，与糟坊归属的郭集只隔了一条河，但口音就已经有了曲折变化了。
送桥又名“送驾桥”，只是我不知道这送的是哪位达官显贵的。烟花之地扬州，古来便是自带风流，这来来往往的达官贵人也多，也有说这送的驾便是几度微服私访的皇帝。
我奶奶家的祖上是手艺人，生活小康却被划定为富农，家中只有姐妹四人，无男丁撑门头，所以奶奶的母亲，那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便在十年文革之中被人从背后绑着两只拇指活活吊死在树上。
我奶奶是长女，兴许是家中无男丁的关系，她的个性有说不出来的草莽之气。她年幼时，脾气拧不肯裹脚，后面的几个妹妹也就跟着破了规矩；十来岁时，在帮她父亲点烟的过程中染了烟瘾，抽了整整六十年；十六岁情窦初开，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在她家做短工的男人，这人后来成了我爷爷。现如今回头来看，整一个“问题少女”的标配。
我爷爷家境贫寒，父母早亡，唯一的兄弟讨生计流落在河北唐山，直至终老都未能落叶归根。
爷爷奶奶成家后，生了我父亲兄妹八人。那年头，孩子多，吃物少，天灾多、日子苦。我奶奶自带大嗓门，烟不离手地将八个孩子养育成人。
等到我能记事，我奶奶的家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父亲是长子，在县城谋了一个公家差事，三个叔叔均已成家另立门户，四个姑姑也都嫁人添丁。一大家子，快三十口人，这逢年过节坐下来，要好几桌。
那个时候，我已经随父母搬到县城读书，回奶奶家过年先要坐摆渡船横穿行洪区，再换中巴车或者自行车到奶奶家，这样折腾下来通常得花上大半天时间。
一到奶奶家，奶奶就把腊月二十四“送灶”时留下来的“子孙饭”给塞在我手里，那是粘住灶王爷的嘴巴让他“上天言好事”的糯米饭。通常送灶当晚做上一锅糯米饭，人不在家便按人头留好一碗，米饭上嵌上一粒红枣。可这米饭放上几日，就变成人人讨厌的生硬干饭，我通常只是抠下上面的红枣吃掉。
奶奶见了也不恼，多半还会再补塞几只红枣在我的手里。
年关近了，“蒸糕馒”是件需要众人一起忙活的大事，发酵的面胚放在木桶里，搁在温暖一些的灶间，上面盖着老棉袄，像个宝宝一样被照看着，不允许孩子们随便掀开。七姑八婶揉面上灶的场面，我好像永远都错过了，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与堂弟表妹们玩得正野的时候。
孩子们通常参与“蒸糕馒”的最后一道工序“点洋红”。每个孩子拿了一个现如今我已经记不住名字的野花的干花托，沾了“洋红”在馒头上盖上红印子。那花托如莲，于是白生生的馒头上一时间莲花朵朵。
这馒头也是各种造型的，三禽六畜居多，蒸出来就分给各家一大袋子。过年期间，日日端上桌看看；过完年，春阳正盛，吃不完的馒头就切成片摊在大竹匾里晒，晒到最后就缩成一小团又硬又难嚼的硬疙瘩。
姑姑们每年都劝奶奶少做点，说现如今没人吃这玩意儿，可是年年过年，各家还是会分到一大袋子日后变成硬疙瘩的馒头。
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年过年，我大概是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回到奶奶家，推开西厢房的门，我就看见那屋梁上悬着只四叉的竹撑着子，竹撑子撑开了一只纱布袋子的口，纱布袋子里有一些白白的絮状物，要仔细看才能分得出来是米，那袋子底下置了一口瓦缸，然后就神奇地看见有一滴一滴的液体就顺着那袋子底滴落到那瓦缸里。
瓦缸里的液体混浊如乳，散发着不可描摹的香气。那缸边就有一只瓢，我也不知道为何会鬼使神差地拿起来舀了一口来尝，发现味道甜中带着几丝凛冽的香味，不觉间又喝了几瓢……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睡过了晚饭时间，奶奶为我煮了两只水潽蛋，里面搁了一勺红糖，琥珀光里卧着两只白玉珠贝一样，觉得此生再也没有吃过那样的味道。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从我父亲的口中知道那混浊如乳的液体是米酒，而我奶奶家的祖上是以酿酒制醋为生“开糟坊”的人家。
三十晚上的年夜饭，米酒端上了桌，大人们举杯的时候仍不忘消遣我，逗我喝，我这回知道深浅，抵死也不肯沾唇了。
印象中，奶奶识得的几个字，几乎都与酿酒有关。据说她娘家有张酿酒的老方子，被她藏在镜匣子的后面，但我们几个孙子辈的始终没有翻出来。不过，我们却常常听说今年东家新酿米酒味道不错，昨天西家谁又喝多了醉倒在路旁的干水沟里。
此后几年，印象中过年她都有酿米酒。后来三叔和四叔陆续搬去扬州，为四叔盖在“高庄台”的房子也拆了卖砖，最后高庄台的夯土也卖了钱。她和爷爷搬去和二叔同住，新房子在地势低的东塘河埂旁。大概也就是从那年起，她就不再酿米酒了。
“闹非典”那年五月，她肺癌晚期在拖了大半年后去世，大限七十有三。卧床期间，她仍旧是烟酒不忌口，惹得我爷爷抹着眼泪咒骂她。她去世一年后，我爷爷在做家务时摔了一跤，送医时已经不治，大限七十有五。
那两年，我还没有结婚，回了老家送葬，顶着长孙的重孝，一脚深一脚浅地踩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
淮河依旧年年由此入江，可是水患不再有了，行洪区还通了漫水公路，高高的夯土庄台更是难得一见。老家的地名仍叫糟坊，只是马路两旁已经见不到这个地名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偌大的闪着彩灯的招牌，上书一行大字：苏中灯具产业园。
宗亲里的叔侄姑婿皆以制作生产厂矿路灯为营生，虽然在整个产业链的最底端，但也不妨碍其中有一部分人完成了原始积累，跻身千万身家的行列。
我父辈兄弟姐妹8人，到了我这一辈已经是12人，再晚一辈已经快20人了，可是谁也没有传承那个手工酿制米酒的营生。倒是得益于基因遗传的优势，一个个推杯换盏的能力都不弱，应付个应酬场面还是绰绰有余的。
糟坊最终变成大家记忆地图里那个别无二致的地名，也就没有人再问起过年谁家自酿的米酒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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