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左叔
赵世瑜先生的这一本书《猛将还乡》是偏向学术研究的，也是扎根在田野调查、文献研究等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一本专论。如果只是单纯地怀抱着翻一翻的心态来面对这本书，总觉得有点过于浪费了他为了这本书所付出的种种心力了。
然而，若是以市场化、轻阅读的视角来审视它，又会觉得在如今的世代，在狭窄的空域里，会有多少读者，能够攥紧线头，一路畅读到底呢？会不会在大量文献引用、诸多田野调查之中迷失掉方向？
对于我而言，我攥紧的那个线头，便是《猛将还乡》之中的这个“猛”字。我是江北扬州人，来苏州工作生活，一转眼便是二十几年。虽然吴方言正在极速消散，虽然日常生活中接触有限，但还是有细心捕捉到了一个词汇叫“轧闹猛”。这个词汇一本出现在本地化的新媒体上，用以形容“参与热闹”“共襄盛举”的情形。
“轧”，明显是个动词，在我的理解里，有“参与”之意，同时也有“硬挤进去”的急迫心境。到于这个“闹猛”，原先我只是单纯地理解为“热闹”，街市上，逢年过节那些舞龙舞狮之类的玩意儿。遇到这样的场面，人心生好奇，自然也就凑上去了。“轧闹猛”，大约等于“凑热闹”。
读完赵世瑜先生的《猛将还乡》，便对这个吴方言之中惯常使用的词汇有了新的认知。虽然，赵先生在这本书里并没有直指，这个“猛”字便是脱胎于太湖东山地区“水人上家”对于“刘猛将”的朴素信仰，但联系到“水上人家”逢年过节的“抬猛将”“网船会”之类的祭拜活动，那些热闹的场面和群众参与的热情，便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本地方言之中的“轧闹猛”，这些存留至今世的“蛛丝马迹”，都暗藏了很多世代累积的琐碎。有些分辨不了源头的“灭失”，说不出来是不是可惜，反而会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
当然，学术研究的思路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然而，身为读者，明显没有这样的压力，能附会的自然而然的就附会上了。
我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地方，自然也不止一个“猛”字。真正令我感兴趣的，应该有三个点：
一个是，在太湖周边地区淤积成陆的过程之中，先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在当年的“开发区”上建立起聚居点，并且通过朴素信仰这样的文化认同行为模式。我觉得这个对于江苏整个地区来说都是价值和意义的，包括我的出生地江苏扬州。从小开始的水乡生活，会对这个过程有着自然而然的亲切感。族群之间的认同与误解，其实与太湖东山何等的相似，“上老会”的模式，不知道是地域环境相似导致的，还是明初苏州阊门人北迁慢慢传播过去的。
另一个是，“水上人家”为何具备天然的“商业基因”。这本书给了一个明确且直接的结论，那就是“水上人家”所能获取的生存资源的单一性导致的。相对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水上人家”的生存更多的仰仗其他族群，自然而然地会通过“交易”来解决生存的必需。与之类似的还有游牧民族。生存艰难，形成了共济的模式，进而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萌生出近现代意义上的商业。
再一次就是，在如今的世代里面，像“刘猛将”这样朴素的信仰，明显地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退出了现代人生活的场景，至多会在地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得以“保存”，被归类于某种“亚文化”。过去水乡泽国作为“开发区”被先民耕耘，而如今我们有那么多标着“开发区”的地域，在人流、物流不断集聚的过程之中，又是靠着什么样的文化认同来解决族群交融的问题的？当然这本书没有写到这一步，但我会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止不住地想去探究一下。
以一个不必去求证的读者心态去琢磨这件事情，答案也许是现如今的世代，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差异早已经被彼此之间的交流互鉴给弥合了，当然更有可能是物质领域的追求代替了文化上的认同，近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同是天涯“打工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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