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这一本《明智的孩子》，脑海里常常会回忆起很久以前，借用诗人戴望舒的《我的记忆》做的广播节目片头。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 / 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 / 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 / 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 / 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 / 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 / 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 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 / 在压干的花片上 / 在凄暗的灯上 / 在平静的水上 / 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 / 它在到处生存着 / 像我在这世界一样……
我也极容易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中，联想到另外一位女作家——杜拉斯。她们都有一种性别觉醒的调调，下笔处有繁复的细节，叙事线总是迂回着。读起来，总有一双眼睛微薰地瞄着情事，睥睨看着世人。还有一些感觉，因为不可描摩，所以无法落实在文字上。
作为一个小说，它的时间跨度相当长，一对双胞胎歌舞姐妹的大半生沉沦。在这么漫长的篇幅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一顶用纸壳做的王冠，刷了金漆。那是祖辈潦倒不济时的应急之作，却在时光的辗转之中被一再地珍藏。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派对。
从叙述者朵拉的视角来看，常常会有一种“剧中剧”“戏中戏”“故事中的故事”的感觉，一场大火烧掉的派对像极了舞台表演，好莱坞逐梦沦落为电影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也像极了舞台表演，就连最后父亲百年寿诞的和解派对也像是在内心里上演的一场戏。
“不成疯魔不成活”，这是我们文化里说“戏痴”的，纵观小说中涉及到的几代与艺术沾边的人，似乎都有这样的调调，为舞台而生，为角色而死。里面有太多的悲喜被掩埋在情色的表达、芜杂的铺陈里面，需要一点一点地拎起来支离破碎的线索，慢慢地咀嚼出其中的滋味。
我喜欢安吉拉·卡特对双胞胎姐妹与监护人阿嬷之间情感联接的刻画。姐妹们是由阿嬷收养的孤女与后来飞黄腾达的演员的私生女，彼时他不名一文，甚至不知道孤女在生了一双姐妹花后已撒手人间。相依为命，野生韧劲，是我在阿嬷这个人物身上看到很多过往接触过的无数女性角色的重影。
阿嬷的房间冷得要死，光线暗淡获如薄暮，只有一个四十几瓦的灯泡，但我不想拉开窗帘，仿佛天光会吓跑残留空气中的樟脑刃、水煮包心菜和琴酒味，我们喜欢认为她由这味道让我们感觉她仍与我们同在。
这本书的译者叫严韵，猜想同样也是位女性，但我一定此前没有读过她的翻译作品。她翻译出来的调调，有几许“对岸”的腔调。比如阿嬷、比如运将、比如粉快，就像那个掉了漆的王冠一样，执着地出现在这本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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