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左叔
读郑岩、郑琹语父女共同完成的《年方六千》时，我极为自然地想起了某次参观上海博物馆时的见闻。
我去过很多次上海博物馆，陪孩子、陪外地来的朋友或者自己。留下印象的那一次见闻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上海博物馆内人不多。 一个富有教授气质的先生，领了一队六七位年纪略有落差的参观者，边参观边讲解。没有高谈阔论，没有扩音设备，没有打卡拍照，而是人人低语的状态夹杂着个别的交流。
参观陶瓷艺术展厅的时候，那位“教授”先生对着一个身形纤长、上阔下窄的红陶罐讲解它所适用的生活场景。为什么装饰花纹只出现在陶罐的顶部开口处及其周边？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一样一个立不牢、一碰就倒的形状？
他说，先民极有可能没有现如今的桌椅板凳，日常起居都是席地而坐。这个红陶罐在生活应该的场景中就放置地穴里的。地上挖个洞，装水的红陶罐就放在这个洞里，纤长外观设计并不会导至“立不牢”的结果，反而因为“深”而有了保温的效果。另外，“顶视图”的生活实用原则，只需要将露出土面的那些地方装饰上花纹即可，深埋在地下的无需再费心绘就。
这应该是博物馆里比较常见的讲解场面，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是因为我也曾经无数次立在这些沉睡千年的文物面前，却像一个不识货的傻子一般，无从联想和思考它曾经出现过的现实作用和价值。那一刻，它在我眼里只是一个物件，除了精美也就只剩下精美了。
作者郑岩在这本《年方六千》之中便提到了我在那一刻觉得自己“漏拍”的地方。
他在介绍山东龙山文化出土文物黄陶鬶 [guī]时这样写道： 鬶是一种煮水的器具，为了便于倾倒，口部加了细长的尖喙；为了便于把持，背部加上把手；为了节约热能，足部塑为袋状；为了保持平衡，一只足跨出了一大步。美，就在这些实实在在的需求中产生。至于它腹部贴出的点点线线，则是美的延伸。
边上是郑岩的女儿郑琹语以要绘的形式还原的文物样貌，若没有郑岩的解释，我只以将这样的造型视为某种“仿生”，会去讨论它到底是像哪种小兽，一定会忽略掉它作为“器”本身的价值，以及本身的价值与“成为艺术品”之间的关联。
文物承载信息的丰富性、多层次性可能远在我们这些外行人的想像之上，然而经历时光的淬炼、人世的消磨，这些丰富性和多层次性也会消散，留下片羽鳞爪供人们想像。
郑岩在介绍北齐文物“镶嵌珠宝金饰”残片时这样写道：纵然有繁复的花样、精巧的工艺、昂贵的材质、无上的尊贵，能留下的，也不过是这碎片的碎片、鳞爪的鳞爪。
在文物丰富的信息之中，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点是文化的融合。这一个兴趣点上，文物的意义更接近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当中的能够证是生物演化的标本。
带有强烈异域色彩、树枝状吊满金叶片的“金步摇冠饰”；中土大唐人从世俗出发，将中式的建筑样式结合外来的浮屠宝塔，以顶部加刹的形式构建对于佛国天堂的想像；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的瓶沿上大朵大朵的西蕃莲花案；南海沉船里被封印在瓷盘中的“龙门跃鲤”，这些都是恰好的定格瞬间，凝固住了历史演进中的流动变化以及滚滚向前。
元代青白釉观音像釉色不及宋代纯正，但却以形象塑造见长。“造像不取传统宗教偶像的神秘与威严，而充满圣洁与慈祥的温情。富有质感的冠服、繁复的璎珞，栩栩如生的眉梢、嘴角、指尖，每个细节都试图证明，妇孺心目中的观音菩萨，时时刻刻，一唤即应。”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在这里应是“像由心生”，众人的寄托和希冀重塑了偶像。
在结束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想起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与一位长期布展的朋友聊天。她提到一个构想，就是想在我所身处的小城做类似于“教授先生”的工作，一个公益沙龙或者一个工作室，来补白我们身处展览馆之中的惊叹与折服，在体验美的同时也吸纳丰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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