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左叔
这几年，当一个好的作品变成大IP之后，会衍出一系列的跟风之作。因为筹备时间仓促，就难免会有一些草草登场、让人大呼上当的“作品”。
怀抱着这样的陈见，我几度错过陆庆屹出版作品《四个春天》。因为，我依着惯性思维将其视为纪录片的拍摄日志类的作品。本没有出版计划的，就想趁热捞上一把。
翻过《四个春天》的序言，看到十来张电影截图式的照片配上几行字，心里还有一些料中的得意，等到“文学梦”依旧不死的《老帅》、给自己修墓的《吴叔》、乡村文艺“骨干”的《老哥俩》等篇目陆续登场后，我才意识这完全是脱离电影的“番外”。
我不知道，这样的比喻是否确切。如果说电影《四个春天》是一道端上桌的菜的话，书籍《四个春天》则是它们在厨房里切配好的模样。透过书本，你能知道电影色香味的来源与出处。
《四个春天》为什么会成为现象级的作品？看纪录片的时候，我就有在思考。我起初以为是它自带的蓬勃的、向上的生活姿态。我们都在烟火里穿行，很容易就被生计磨得颓败不堪，看到一家人“随时随地唱起来的”的状态，会觉得所谓的幸福温暖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除此之外呢？一定会有一种更深层的触及，才能够在社会引发广泛的共鸣，而这一点是纪录片中欠缺交待的。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意识到，因为记录人是陆庆屹，他的镜头无法记录并还原子女归巢又离开之后的父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更逼近“乡愁”的部分。这一点，文字的《四个春天》给予了补足。
《老家人》的乡愁是族人的彼此认同、《重返少年》是青春叛逆的历练、《赶场天》的旧时回忆汹涌、《糖与蜜》则是爱的宠溺……《四个春天》，说到底是在讲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乡愁”。
很长一段时间，一提及“乡愁”，我们首先想到的烽火连绵之后，余光中笔下的“人各天涯”。拉近到我们这个世代，总觉得再难也敌不过那样的分离。可是，我们这个世代却有着更为庞大的人口迁徙数据。
县城是中国最为普遍的建制单元，应该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散落在像贵州独山这样的小城之中。无法这样的城市解决求学、谋生的出路，抛下父母亲人，追逐梦想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就这样极为自然地割裂了朝夕相伴。
纪录片《四个春天》记录下子女成年之后的唯数不多的团圆，这就是超过近4亿国人正在经历着的生活画面。
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故乡是此生里隐秘的地方，像肚脐。曾经是我们生命的来路，也是我们此生的第一个伤疤。陆庆屹不曾回避的还有自己的年少辍学的荒唐。
一个在传统意义上不能翻身的开端，却有这样的充满温情的作品问世，虽然这或许还不曾抵达改变其阶层的地步，但至少也投射了平凡人的寄托，情怀这种东西都会有投射和寄托，与粉丝为偶像打CALL的心理诉求一样。
看得出来，虽然读书时叛逆，但家学的影响还是深入陆庆屹的骨髓。他除了保持影像记录的习惯之外，平时也有写作积累。书中收集的文字会因为有时间跨度，而略有小细节上的“重述”，这细微的印迹可以看得出这本书并不是一时草就。
他对自己能够完成这样的作品是有思考的。他在最后的篇目里写道：因为离家多年，我的审美、思维、习惯已被重构，这距离使我变形了家乡的旁观者。在不需要与生活角力之后，我有了新的视角去观望故乡的生活方式，人情、风物、美好的东西从一片琐碎中浮现了出来。
这样的话，中山大学博士黄灯在她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中也曾写过。她说，一个人只有外出了，才会站在高处，俯览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的位置，才会在乎家乡河流的来路和去向。
他们书写的，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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