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左叔
2016年前后，因为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二十四节气在公众传播领域一度成为“显学”，此前我也曾读过三联生活周刊苗炜编撰的与之相关的书籍。与之相关的书籍，多半都有人文关怀的基调，企图将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之中的都市人送还回山野田园生活，在空调恒温之外感受四季的冷暖，在惯常麻木之中体察时序的变化。
可能正是因为密集传播塑造的形象，再加上我们个人成长中的经验感受，猜想多半人应该我一样，对于二十四节气的认知和理解，除了那一首熟背的“童谣”之外，应该会在潜意识里自然而然地将其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以及农耕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会觉得这些先民的智慧是贴近于劳作生活和烟火日常的。识天时变化，助万物生长，二十四节气在众人的印象中，始终是贴伏在地面之上的。
霍福先生的《二十四节气与礼乐文化》，将二十四节气从寻常认知的“泥地”里给拔了起来，放置在国家的语境和文化的传统之中来审视，给出了一个于我而言是相对新鲜的视角和完全超出认知之外的解读，原来二十四节气的“本源”是“庙堂之高”，从礼乐文化的传统来审视，它又承载着教化顺民的重任，作为“底层的标准”维系着世间的诸多“平衡”。
先民早期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主要就是“观察法”。注意到一年之中总有两个日子，昼与夜是等长， 同时也有两个特别的日子，昼与夜都将抵达“极长”，此外阳光投射在“圭表”的影子呈现出某种非常特殊的规律性。据此，先民才有可能先确定“二分”（春分和秋分）或“二至”（夏至或冬至），尔后再据此推断出其他的节气日。
节气最早出现或许有民间的智慧，但在节气系统的形成过程之中，国家机器是有着强大的助推力的，现如今我们看来非常完备的二十四节气系统，也有一个逐步完善、持续加强的过程。西周形成了七个“天文节气”，先秦时期二十四个节气名称被记录在《逸周书》中，尔后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完善，只到汉武帝时期才基本被确定下来，《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的次序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从国家语境和礼乐传统来审视节气，自然绕不过先民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神圣性是节气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各种祭祀的仪式需要择“良日”举行。颁行历法，举行祭祀，帝王以确立自己手中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礼乐文化也就成为“以上率下”的、维系社会稳固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而我们所谓的正统文化，本质上也是一脉相承的礼乐文化，以周代为原点，礼和不是两条缠绕交织的文脉。
霍福介绍的这此内容，其实都没有超出我的想象。他在书中提及的一个观点，是拓宽了我认知的疆域。他说，“节气信仰最具普遍性的是社会上通用的度量衡器”。节气与社会上的度量衡，以与建立在度量衡之上的国家一统，文化认同、公平正义又是如何能扯得上关系呢？
节气，确实是一种时间上的刻度，是一套时间制度。虽然它发源于黄河流域，但各地依照这套时间制度形成属于自己的应对的策略，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并不只是一声号令，而是依照时序，各行其事，是一种特殊的“律度”法则。“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尚书·舜典》）。古人以“黍”为工具，运用“多为之法”，将度量与律有机的统一起来，一粒“黍”的长度、体积和重量等指标，最后演化成为深植在族人基因血脉之中的某种极为稳定的基底。
据此，二十四节气和礼乐文化便具务了时间管理（节气历法）、规范秩序（礼）、主导社会公平（乐律）以及维护高语境的强大能量，成为中华文明极为独特的时间刻度。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