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左叔
01.
我做过几年宣传教育干事，名义上掌握着整个单位的报章征订大权，但实际上也是在经费预算、领导品味和世事艰难之中左右平衡的角色。但也就是因为有这样机会，我能够利用“职权便利”为基层阅览室订了几年《三联生活周刊》。
读了几年，越发得觉得这本杂志扛得起时代风骨，是一本用心在做的杂志。后来，我有机会去北京旅行，朝圣式地去了一趟三联书店，我其实并不知道杂志与书店的内在联系，只是望文生义地以为都扛着三联的名头，大概总归也不会相距太远。
北京之行，其实是有收获的。看到书店里席阶而坐的读书人，如同入秋后的庄稼一样低着头，沉浸在那种美好的氛围里，觉得那个画面实在太美好了。以后，我再有旅行，去到陌生的城市，总是期待能够找到那样的书店，然后重见那样的场景。
几年后，我转行去了其他岗位，就不再过问杂志征订情况。当时，微博等新媒体已经强势起来，公众的阅读习惯也随之改变。大概又过了几年，我成了部门主管，有一次陪上级下基层，在阅览室转了一圈，发现一叠几年前的《三联生活周刊》还堆在书柜的底下。我这才发现，自己其实有几年没有再读过这本杂志了。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买了本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出的书《十年》，暗红色封面的短篇合集，里面是编辑部十年间来来往往的编辑记者共同的回忆，有些关于采访的、有些是关于人情的、有些是关于幕后故事的，看到那些印成铅字的名字开始以私人的立场来直抒胸臆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奇妙的隔膜感。
02.
我读《三联生活周刊》时最喜欢两个栏目，一个是《生活圆桌》，一个是《个人问题》。我的印象里《生活圆桌》大概有两三个版面，三四篇稿子，排在主策划选题之后，有点类似专栏作者约稿的形式，是职业化的写作者，依稀有印象庆山在还叫安妮宝贝的时候也写过一段时间。
《个人问题》就一篇稿子，每期排在杂志的最后，读起来更像读者的自发来稿，写得也都是烟火生活里面的寻常之事。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一定是编辑故意会留下文本中写作者在技术上的“拙”，才尽可能地保留住这其中最质朴的“真”。当年读的时候，并不觉得好，一半是因为自己仍需要精进，另一半是因为涉世未深。
“十来年的工夫，几百篇的文章”，现如今合集成了《个人问题》，再读的时候，我才发现“本真”的东西最动人。我的网站两年前起也开始接受投稿，常会遇到有些写作者觉得自己写得不好，投完之后又希望撤稿的请求。可是在我的眼里，我能够透过文字看到最初给予他们触动，激发出他们表达欲望的那个源点。
写得越多，越发得觉得那个触发点的重要性，而这样的触发点对于现阶段的我而言是极度珍贵的，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而反观技术层面，我始终觉得天长日久终归会有所精进的。触发点是一，尔后一生二，二成三，三成万象，技法有时候再过炫目也会成为负担，可是没有了那个触发点，一切都无从谈起。
面对表达，每个人都有不自信的时候，我也常常会遇到推进乏力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不会选择停下来，我会逼着自己一点，将自己推到不说不畅快的边缘，寻找艰涩的突破口。有时候，我会骚扰我认为比我更强大的写作者，会与他们讨论其中的一些障碍，虽然不会直接得到答案，但至少可以释放当下的压力。
03.
不知道是国内媒体环境的关系，或者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们的媒体似乎都喜欢通过“样本”这样的形式来展现情怀。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的媒体缺乏立场或者并不能代表某一方面的立场，期待从通过第三方的视角来表达自己想说却不能明说的话，所以才渐渐地多出来这样的形式，这样的表达方式。
我记得网易也有一个专题叫《大国小民》，小视角、微切口、低姿态，这样做的目的无一不是想要从个人际遇里折射时代变迁的大洪流，“个人问题”同样也是如此，个体遇到的困惑同样也是你我共同命运里的辗转。其实这样的作品，也远不止纪实类的杂志，有些文学作品里也是寻常可见，不过那些尖锐的内核会包裹在故事里显得不那么扎人，但读懂的人却都是一样的疼。
苗炜记得“一个父亲，从外地来到北京，住在天通苑人口密集的小区里，站在高楼的窗前，看着儿子出去坐地铁上班”，而我会记得那个《上海姑娘结婚记》里面“上海姑娘M”在人情往来之中的“义气”、在现实艰难前的“精明”，不过是每个女人都想要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现世安稳；我会记得《回乡下过年》中的城市媳妇，在灶台引火时的反复较劲，在乡间如厕时的左右不顺等等等等，我们这二元社会的种种矛盾，一瞬间浓缩成了某个个体必需要面对的寻常。
所谓“样本”必定会有“典型性”或者“共通性”的考量，这些文本能够得以在公众媒体上呈现，相信编辑第一关会有选择侧重。可是读者同样也会因为各自的立场和经验而生成不同的感触，而引发作者、编辑和作者三者之间共鸣的，无外乎那些穿行人生烟火里的动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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