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左叔
我的老家是江苏扬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高邮。对，和文坛知名作家汪曾祺是同乡。但是如果我身在高邮的话，就不能与汪曾祺攀这层“老乡关系”了。我的老家在高邮湖的湖西，一个叫郭集的镇子（已经镇区合并被夺了名字），而汪老家则是湖东边的高邮镇（也是高邮市政府所在的镇区）。
一条狭长的高邮湖，隔开了两边的高邮人，也拉开了彼此的心理距离。在过去，至少在我的童年阶段，彼此之间还是有区域认同上的差别的。我们自称“上河人”，而管自汪老家往东的所有的人叫“下河人”。这个字眼，后来我在也书面表达找到了佐证，有一个词代表了江淮之间，从运河往东直至黄海的广阔地区，叫“里下河地区”。
“吾乡过去水患颇为严重”，这一点汪老也曾在他的作品里提及过。黄河泛滥，夺了淮河的入海通道，淮河下泄的水，每年都要沿着狭长的高邮湖一路往南，进入长江，中转入海。每到汛期涨水，原本有路可以走的湖滨草滩都会被淹没。若是遇上安徽等地上游连日阴雨，下游遇上天文大潮出口不畅，高邮湖的围埂成了“保命堤”。在我小时候，郭集镇的乡间，很多人家的房子都是盖在“高庄台”上。这种“高庄台”是从周边低地取夯筑而成，大约有个十来米高，而取土之地自然也就成为生活里取水洗衣的池塘。
高邮湖与京杭大运河一道，由北往南并行。汪老曾经写过，高邮镇西边的京杭大运河，也是一条“悬河”。因为坐在运河堤上，可以看到下面人家的屋顶上黑漆漆的檐瓦。也就是说高邮湖要高于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要高于高邮镇。湖西边的郭集虽然地势也不高，但与高邮镇相比，还是占尽优势的。“上河”与“下河”既是地势上的落差，也是水患灾荒造就的心理上的落差。小时候常常听太祖们说起，过去常有“下河人”拖家带口来讨饭的情况。
交待完生存背景，我要说一说我家有一个传统。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差不多每年到了腊月年根底下，就会去扬州的邗江、安徽的天长之类的地方“做老会”。在那个交通还不太发达，出趟远门还不太容易的年份，这样的举动自然有着某种“朝圣”的意味儿。我爷爷过世之后，这样的责任就落在了身为长子的父亲身上。虽然，他也远离了高邮，但还是要跑回去“做老会”。我对方言中的“做老会”的理解，就是宗族议事的会议，我对其中的细节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按照我父亲的说法，是本姓一家轮着操办的，每次三至五天不等，商量族谱的修订、长幼排行之类的事情。
我确实见过几本他带回来的家谱，每本“序言”交待我家祖源的时候，都会提到苏州阊门这个地方，大约是在明朝初年北迁至扬州邗江一带，尔后就在周边开枝散叶了。我现在人在苏州，也曾经因为家谱上有提及这个地方，特意去过苏州古城西北面的阊门，见到那块“阊门寻根纪念地”的石碑。在广大的“里下河地区”，苏州阊门变成了一个与山西洪洞大槐树近似的祖源地象征。后来，我也有陆陆续续读到一些与阊门移民史相关的论著，提到了这样的祖源认同与明朝的“洪武赶散”相关，同时也存在在原本江淮土著主动附会，在本就水患严重、生活贫困的江北努力向往“人间天堂”富足的心理诉求。
传说真伪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学者专家去探讨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样的祖源认同，在生活细节里是有非常深刻印迹的。我老家方言里面有一个词汇叫“上苏州”，指代两层意思，一层是人睡着了做梦，另一个人往生了“回到了老家”。众所周知，江苏的方言是极为复杂的，往往隔了一条稍微宽阔一些的河，两边的口音就已经有明显的区别了，但是我还是在自己所熟悉的高邮“上河人”所操的方言中找到与现如今苏州话相近的字句和表达，这是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当然时代变迁，现如今的佐证也有可能是地域交流密切、文化认同标签不断强化的结果。
对于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华夏文明，安土重迁一直是深植的观念，搬家移民对于任何群体而言都是极为重大的事情，融入当地的生活同样也是。其中的复杂，就像赵世瑜先生在《说不尽的大槐树》中所表述的那样，既有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有文化民族不断交融的因素。对于个体而言，尤其是现如今人员往来日趋复杂，城乡二元结构迅速瓦解的今天，这些来路和出处已经并不太重要，我都不知道，同样身为长子的我，是不是将来也要去“做老会”。
或许，未来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论证了一个人从哪里来这样的简单溯源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它形成了一个族群观念，划分出自己人的范围和疆域，这是建立认同、协作、交流的一个基础。当然，它也极有可能被更为巨大的时代洪流所淹没，最终变成一个四个字就能概括的历史或者文化现象，至于其中的血泪悲欢自然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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