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之内：既有可能是真相，更有可能是某种价值观

文图 / 左叔

在我的观念里，历史也是一门“科学”，同样是需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需要从现存的史料和考古的实证之中，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来进行推断。读葛剑雄教授的这本《四海之内：中国历史四十讲》，如此的观念又更为坚牢了一些。

如今留存下的历史，纵使有史料、有考证，但多半已经失掉了生活的细节。所谓的“真实”，本质上也就是“历史的真实”。

它也许是事实的真相，但又未必全然都是事实的真相，更多的时候，它是符合记述者、表达者的“内在逻辑”，它在“真伪”中的合理性，是有某种内在驱使的，是建立在某种文化评价体系之中的。“成王败寇”“后修前史”……这里面必有“夺权合理”的利益驱动，也是“宣贯民众”的手段。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

后世人读这些“伪历史”，难免不会反问一句“意义何在”？细想想，会不会是某种社会标准、人文共识的再一次的强化。认同某些做法，评价某个决断的过程，本质上都是某种文化观念上的共融。那些分不清楚的对与错，在一次次地辩驳之中日渐清晰，形成某种融合力和内驱力，驱动着当下沿着文化的脉络奔涌向前。诚如葛剑雄所言，古人笔下删减记载的，既有可能是史实，更有可能是某种价值观。

很多历史重大事件的价值和意义，几乎都是后世人，在开阔了时空和眼界之后，站在此刻的利益平衡点上，做出的评价。这个评价虽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本质上仍旧是流动的。今时今日的正面评价，在将来未必就是不可撼动的。而在已经过去的那个当下，活在其中的人，处事决断往往更趋向“本能”。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有一个词汇非常精准地概括了这一切，就叫作“历史的局限性”。

葛剑雄的这本《四海之内：中国历史四十讲》，主轴其实一直都是沿着“中国”这个概念往下讲的，从“何尊”上的那两个字为源头，一直讲到“闯关东”和“走西口”。

四十讲里，有不少会将我们对某些历史片断的固有认知进行“翻面”，让我们看到了对同一史实的另外一种解读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汉唐盛世，再比如我们以为勇于开拓、拥抱世界的“丝绸之路”和“七下西洋”。将“主流声音”与“一家之说”放在了一道，相信读者也会依据自己内心的价值观进行遴选。

不破不立，唯有打破固有认知，人才有可能拥抱新的认知。新的认知，未必与自己是贴合的，但未破之前必定无法相融的。

这本书本身的创作过程，其实也是一种“不破不立”。从大学课堂的讲义，到音频节目的提纲，再到网络平的视频节目，再回到文字载体的出版书籍。仿佛是一个慢慢在沉积的闭环，不断地推导这些表达更为精炼、更为缜密一些。

对于创作者而言，相信都不会排斥所谓的“跨界”，主流的声音也不会因为需要面向某个受众群体而“媚俗”的判断。降低了门槛，才会有更多人走进来。走进来之后，才能筛选得出，谁会因为真正的感兴趣，而成为留下来的那些。勇敢地迈出那一步，既重要，也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