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左叔
果麦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做了一套高邮同乡汪曾祺的书，一共3本，《生活，是第一位的》是其中的一本，这本书的腰封上有一个副标题叫《汪曾祺谈小说》，顾名思义是属于“谈创作”文论集。
在书店遇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倒是没有被“想要提升自我的需求”所吸引，而是觉出“生活，是第一位的”暗合了我这些年在写作上的思索。
人在很多场合好像是被“说服”、被“点醒”，更多的时候其实那个答案已经存留在心中，只是恰巧遇到比自己更高明的人，然后被他一语道破、一言击中罢了。
汪曾祺说：生活是第一位的。有生活，就可以头头是道，横写竖写都行；没有生活，就会捉襟见肚，或者瞎编。
和很多爱好者一样，写点什么多半是源自爱好，源自一颗按耐不住想要表达的心。可是一味地埋头去写，不去阅读、不去听批评的意见、不去思考其实是很难看清“出处”的，也是难以为继的。
因为大学读中文的关系，相对而言算是比较早接触到创作理论方面的内容，但在读书那一会基本上也是泛泛的，纯理论的东西很难让人有代入感，不如直接去阅读作品结合自己的实践去理解来得有滋有味一些。而相对于咀嚼别人的成果，自己的阅读和实践，应该也可以归类于汪曾祺所说的“生活”这个概念里。
当然，汪曾祺所言的“生活”远不止这些，还有更有广阔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我们每个人穿行其中的容器，也是创作反映的对象。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活，但未必每个人都会成为作家，或者说每个作家未必能够高明地做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汪曾祺在书中一直对自己的“作家”身份存疑，觉得自己作品不多，也提到有人说他是“大器晚成”。确实他存世作品的总量与很多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不多，但在文史上似乎也占了一页，与同业者提及多半人是知晓的，读过的，对作品风格有鲜明印象的。我觉得造应两者之间落差的，既有时代洪流的因素，同样也有一个写作者的克制与观察。
生活人人都有，但对生活的观察能力未必见得人人都有。很多事情，在当下我们会有现实的困顿，我们需要解决具体的问题，会有迫切的压力让我们无法跳脱当事人的视角来看待，但时间是个好东西，可以将当事人拉开与当年事的“安全距离”，从而获得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我觉得汪曾祺晚年很多回忆当年的作品都得因于这“安全距离”。
除了观察生活，汪曾祺在书中提及最多的是语言，小说的语言。在他眼里，语言不只是技术，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小说作者的语言风格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
“什么样的人就该说什么样的话”，他提及当年他的老师沈从文与他反复提及过要“对话要贴近人物”，然而我觉得当年他在京剧院写样板戏的实践才是他“立论”的根基。没有人物“角色感”又怎么可能会写得出“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样的唱词。
去写吧，生活总归会有答案。偶尔停下来，读一读别人是怎么想的，再想想自己在写的过程中，是否也曾有过一样的感受，找到参照不断地校正自己的方向，是一桩会让自己更为笃定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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