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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第一位的:一桩更为笃定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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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生活,是第一位的
汪曾祺 / 生活,是第一位的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果麦 / 购买

文图 / 左叔

果麦江西人民出版社做了一套高邮同乡汪曾祺的书,一共3本,《生活,是第一位的》是其中的一本,这本书的腰封上有一个副标题叫《汪曾祺小说》,顾名思义是属于“谈创作”文论集。

在书店遇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倒是没有被“想要提升自我的需求”所吸引,而是觉出“生活,是第一位的”暗合了我这些年在写作上的思索。

人在很多场合好像是被“说服”、被“点醒”,更多的时候其实那个答案已经存留在心中,只是恰巧遇到比自己更高明的人,然后被他一语道破、一言击中罢了。

汪曾祺说:生活是第一位的。有生活,就可以头头是道,横写竖写都行;没有生活,就会捉襟见肚,或者瞎编。

和很多爱好者一样,写点什么多半是源自爱好,源自一颗按耐不住想要表达的心。可是一味地埋头去写,不去阅读、不去听批评的意见、不去思考其实是很难看清“出处”的,也是难以为继的。

因为大学读中文的关系,相对而言算是比较早接触到创作理论方面的内容,但在读书那一会基本上也是泛泛的,纯理论的东西很难让人有代入感,不如直接去阅读作品结合自己的实践去理解来得有滋有味一些。而相对于咀嚼别人的成果,自己的阅读和实践,应该也可以归类于汪曾祺所说的“生活”这个概念里。

当然,汪曾祺所言的“生活”远不止这些,还有更有广阔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我们每个人穿行其中的容器,也是创作反映的对象。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活,但未必每个人都会成为作家,或者说每个作家未必能够高明地做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汪曾祺在书中一直对自己的“作家”身份存疑,觉得自己作品不多,也提到有人说他是“大器晚成”。确实他存世作品的总量与很多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不多,但在文史上似乎也占了一页,与同业者提及多半人是知晓的,读过的,对作品风格有鲜明印象的。我觉得造应两者之间落差的,既有时代洪流的因素,同样也有一个写作者的克制与观察。

生活人人都有,但对生活的观察能力未必见得人人都有。很多事情,在当下我们会有现实的困顿,我们需要解决具体的问题,会有迫切的压力让我们无法跳脱当事人的视角来看待,但时间是个好东西,可以将当事人拉开与当年事的“安全距离”,从而获得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我觉得汪曾祺晚年很多回忆当年的作品都得因于这“安全距离”。

除了观察生活,汪曾祺在书中提及最多的是语言,小说的语言。在他眼里,语言不只是技术,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小说作者的语言风格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

“什么样的人就该说什么样的话”,他提及当年他的老师沈从文与他反复提及过要“对话要贴近人物”,然而我觉得当年他在京剧院写样板戏的实践才是他“立论”的根基。没有人物“角色感”又怎么可能会写得出“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样的唱词。

去写吧,生活总归会有答案。偶尔停下来,读一读别人是怎么想的,再想想自己在写的过程中,是否也曾有过一样的感受,找到参照不断地校正自己的方向,是一桩会让自己更为笃定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