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公的瘸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因为工伤，这个具体情况我并不了解，在外公生前也没太多人去解释这件事情，因为在我年幼记事时，外公便瘸了，也因此而提前退休；另一种说法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她说有次坐外公的自行车回家，路经一处满是泥泞的碎石径，而两旁是布满巨石的悬崖，外公一路上都在提醒母亲不要乱动，以免翻车出意外。
但年少的母亲终究抵挡不住两边奇异的美景，总是左顾右盼，外公一个不慎摔下车去，重重地撞到了路边的石头上，从此落下了腿瘸的毛病。
外公去世十多年了，我几乎不曾去坟前扫墓，就这一点来说，我是不孝的。几次我想提出和母亲一起去扫墓，但都怕没时间而会错失。母亲跟我说过，像祭祖、扫墓、烧香这种事，一旦出了口便定要成行，无论刮风下雨，就是天上掉子弹也要去，不然会遭报应的。因着这句话，我硬生生将扫墓的念头给打消了去，一晃便是十几年。
外公托梦给我这件事，本来是打算一直隐瞒下去的。但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原因是我连续两次莫名发高烧，紧接着孩子也发高烧且不退。在纷纷病倒的那一刻，我向母亲和盘托出，我说我梦见外公了。
母亲向来是相信托梦这件事的，但这次她没有问我梦的内容，也没问外公有没有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她帮我们抱着孩子，大汗淋漓，孩子很懂事，连嘤嘤声都没有，只是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望着地上，望着地板上纵横交错的木纹。
我还记得外婆去世时，同样做了一个梦，然后我就病倒了。直到几天之后的晚上，母亲电话就打来告诉我外婆走了，第二天，我的病就奇迹般地好了。
我想，这次也是一样的。一定是外公想我了。
最后一次见外公还是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因为化疗的缘故，他本就稀疏的头发开始脱落，脸上的老年斑尤其严重起来，像一张铺陈开来的远古地图。
我打完开水便对外公说，我去帮您买几张报纸。在我记忆中，外公经常躺在一张藤制躺椅上，慢条斯理地戴上一幅缠着绳子的老花镜，然后铺开一张报纸，静静地能看上一个上午，直到茶凉了，他才欠身喊外婆过来给他斟上开水。
一旁的外婆说，不用了，他现在也看不了。外公笑笑，说，谁说我看不了。在他眼里，晚辈做什么都对。我知趣地说，要不我给您买个收音机吧，这样就不闷了。
外公已经笑出了声，都十几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那笑声，是欣慰的，是本可颐享天年的笑。
那时候，大舅一家远在江西，二舅已经英年早逝，后辈里唯一能照顾外公的就是三舅和我母亲，而我也远在遥远的北方。那次也是赶上奶奶去世，才有机会去探望外公。
那几年，好多老人都离去了。他们就像秋天的柿子，熟透了，纷纷离开了光秃的枝丫。
外公一辈子出了名的谦和，有着旧时文人的脾性。无论谁提到他都会竖起大拇指，说，英俊会计这个人是好人呐。一个“好人”一定包含了太多的意义，在那个艰辛的年月，许是太多人得了他的帮助，或者知晓他的人品。他们和她们，好像无数的人都认识外公，夸赞外公，甚至连带我们都像脸上抹了光，出得门也底气足了。
就算后来他瘸了，提前退休了，可以说人走茶凉了，也没少受人尊重。在可记事的年月里，我所受的那些礼遇多半来自于旁人对外公的敬重，进而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外公一生精打细算，说话也是七弯八折，稍有不合理的语言是万万不会出口的。所谓三思而后行，对凡尘琐事也是三缄其口。但在外婆眼里却成了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所以外婆一辈子都在唠叨，说得唾沫横飞也无济于事，也换不回哪怕一句叹息。
最让外婆不能容忍还是外公的“正直”，在她眼里就是迂腐和无用。她一直都在埋怨外公在生前没有给几个儿子谋一份像样的工作，导致大舅远走他乡，二舅因为情感和事业不顺而自杀，只有三舅稍好一些，接替他提前退休的工作，也在九十年代后下岗了。
原本看上去异常和睦盛结的大家族，因为外公的“不作为”而变得分崩离析。但外公并不承认是自己的过失，他一直认为年轻人一定要靠自己，而不是依仗前人的庇荫苟活一世。
外公是在二舅自杀后才一蹶不振的，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在当下的格格不入，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再也不似从前那般美好了。他一下子老了许多，抽烟的频率也提高了。为了不影响家人，他经常需要拄着拐杖，跑到窗外咳嗽，那里挂着一把年轻时常吹的唢呐。我记得有一次他取下来，跟我说，你想不想学？我摇了摇头，外公并没有恼怒，而是笑着说，现在的孩子，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了，真的不一样了。
在我记忆中，外公退休后，一直在搬家，直到去世后，外婆才在他们初恋的那个小镇安顿下来，那是他们下乡时相遇相知相爱的地方。
每次搬家，父亲都会直摇头，说这一次不知道能不能安顿下来了。但往往都是事与愿违，很快，他们又迁往了另一处住所。在所有的住所里，最不能忘的是一处公路边的石砌的房子，据说是在外公祖屋地基上翻盖的。房子三面是稻田，只有正南方是一条长长的窄窄的水渠，水渠上有一块石板，每次进出都要踏着这块石板。过了石板就是公路了，那时候公路还没有铺沥青，完全就是一条河堤的感觉。
在我看来，那住所就是一处世外桃源，偏偏外公又在门前开了一爿小店，卖一些烟酒日杂，就避免了真的无世隔绝，过路人多多少少会踏着那块石板，过了水渠来，买一两件东西，与外公聊聊家常。那时候三个舅舅都还年轻，只有母亲一个人出嫁，逢着时令节日我们都会过来探亲。
那也许是外公最恬静的一段岁月，他经常坐在呈凹字形房屋的凹槽处，那里避风，又迎着正南方的公路，有客人来，他总是能第一眼瞧见。但大多数时候，他手里握着报纸，摇着蒲扇，堂屋的正中央是赵紫阳和邓小平的画像，两侧的屋子里分别住着几个舅舅，他们有的去求学了，有的赋闲在家把玩着文革时没被抄尽的铜钱古玩。偶有鸟雀来栖，在渠中的芦苇上暂歇，又飞将过来，栖于屋檐下，筑那永远也筑不完的鸟窝。
我永远都记得，在那个十里长堤上，外公像丰子恺画笔下的老人，迎着月光走路的样子。他一瘸一瘸地朝前走着，步速很慢。在他的身后，不足三米处，是个小小的身影，也跟着他一瘸一瘸地赶路。直到更后面的一声怒斥，那个幼小的身影才停下来，望着渐渐远去的背影，融入月光的碎影里。
听我说完梦见外公的事，母亲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像是在应承什么。母亲很少会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她一定在等我说出什么，然后便欣然应允着随之前往。
日怕过晌午年怕过中秋，一年过得尤其得快，很多时候我们说触景生情，原本就是因为那里有你思念的人。我不是悲秋的人，但在这月将圆的夜色里，我竟无端忧伤起来，或许有些路总是要赶的，而有些人也总要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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