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左叔 & 图 / 木白
01.
认识红姐估计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从最早人民路致和塘边上的店面开始，到郑和路农林局边上的二层小楼，再到人民路上租借的农行小院子，一直到最后落脚的南洋广场四楼商铺。有那么几年，我是她餐馆的常客，既有过同事小聚，也有过公务接待，甚至还参加过朋友家孩子的满月宴。可是时代演进，她家的餐馆最终变成了我与“好基友们”三不五时的聚点，就是那种不谈生计、只顾吃喝的聚会。
这几年餐饮业越发得难做，满城大大小小的馆子皆是如此。本来城市体量就小，两个商业区再一分流，食客就真得没有那么多了。那些以“干锅鸡、酸菜鱼、烧老鹅”为主打菜，再辅以一两个小菜的馆子，把握住了就餐人数家庭化的趋势，体量小倒还好调头，难做的就是那些特色不是特别鲜明的家常菜馆，而红姐的餐馆大概就属于后者吧。
好在十几年的经营还是积累下固定的客源，总有一些如我一般的常客。红姐也算思路灵活，微信刚刚一出来，她便“以送饮料加好友”的方式积累了人气。她没有费心劳力去做公众号，而是以好友的身份，存在于大家的“朋友圈”之中。搬到南洋新店面之后，她一直主打“绿色餐厅”概念，既亲力亲为在阳台上种植果蔬，又不远千里去寻找有机农产品。餐厅的布置也是体现绿色环保概念，以手绢取代餐纸，茶粉代替了洗手液，厨房重油做成肥皂送给老客，诸多细节贴心且温暖。
前后五六年，不知不觉间也渐渐形成了一股风气。大家看她的眼光，也从“以为作秀”演变成了一种“默默支持”。她一直坚持“菜不隔夜”，每晚八点前后都在朋友圈里发布“收档半价菜”，常常贴出来没多久，菜包便被人埋伏了，藕饼就被人秒杀了。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人是专门等着这一刻的，但这样的举动，既是她所倡导的理念被人认同的最好例证，也是她在人情之中做事的现实成果。
可是，明眼人也看得出她经营仍旧处于不易的状态中。这几年，我也算是常去她店，每每见到她从各地搜罗来的有机农产品陈列的店铺的一角便有隐隐的感慨。她也曾与人聊过此事，现如今做有机农产品的几乎都不挣钱，能够收回成本就已经算是幸事了。价格成了划分消费群体、体现销售量的分水岭，哪怕只是多出一两块钱，但摆在市场上就能立见高下，品质与成本之间的平衡往往就是如此现实残酷。可她总觉得总归要做下去的，和诸多在这个领域折腾的人一样，她总觉得吃饭事大，但求心安。
02.
第一本书对于每一个写作者而言都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以什么为主题，写些什么类型的东西，几乎都是要反复推敲和谋划的，生怕第一步迈不好，此后的写作生涯便成了泡影。身边的一位女性写作者便遇到这样的问题，她的第一书的协议早早便签订了，却迟迟仍还在运作阶段，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她始终觉得“写生活”是一件特别神圣且“逼格更高”的事情，在她不能左右情势时，她情愿第一本书是“讲故事”的。
她所言的“写生活”大体可以归于为散文，而她所言的“讲故事”大体可以归为小说。在外人的眼里，这就是写实与虚构的区别，但她却有自己的坚持。她在公众号中，几乎以日更频率在写自己的生活，积累的文字怕是早已经够好几本书的体量了。那些文字有鲜明的女性视角，所以她订阅用户粘度特别好，每每推文打赏点赞回复评论者众多，而她所写的故事因为将想要表达的内核包裹得很严实，一般读者极难在抽丝剥茧后找寻到，反而人气不如前者。
她的写作状态与我在某个层面有几分相似，在制造场景和推进情节上，有时候缺乏必要的技巧和手段，只能凭着一腔耿直的蛮力去推进。笔下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演绎的情感却是真的。生活中收集起来的支离破碎的意象重新拼贴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让人物在制造的场景中拥有自然而然的生气，需要将内心中的那个自己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有相似的感受，就是写完一个故事总觉得元神耗尽，需要写点其他的东西让自己获得休整。
然而，她还是坚持要出一本“讲故事”的书，书名定为《平生》。我有幸先期读过其中的几个故事，都是寻常人家的烟火往事，于人生苦难之中闪现出来的一丝人情柔软之光，这些文字读起来不如她写生活的文字来得直白，需要静下来深入一些才能看到她如一的心态，而《平生》这名字于这些故事而言也恰如其分的。第一本书都是卖人情的，以她现如今用户的粘度怕是挤入畅销书也是容易之事，有这样市场召唤力，我料想她将来也会出散文集，但以如何的方式，估计她还是会以取悦自己为先。
03.
体制里做事的人总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难处，有些是制度使然，明明由A可以直接得C，可中间还是要硬生生地夹了一个B，绕个弯子、兜个圈子是寻常事，可这白白多出来的空耗常有人有消磨感；还有一部分是人为制造的障碍，明明结果只能是C，却迫于上方压力，费尽千辛万苦也要将它粉饰成B，或者吹嘘成A，假大空的事情做多了，人生的虚无感自然也会较常人多一些。
在体制内ABC命题之中沉沦多年的某君，算是我近几年来的工作交集颇深的一个朋友。这几年，他一直在主持一个需要内外协调、多工种配合协同的项目。原先的主管是个无为而治的领导，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他的才情可以全情投入其中，那项目也是做得风声水起。参与项目者虽都是临时松散的外协人员，但凭他一己之力聚成核心，所以出手的东西算得上样样精彩。
可是体制内人事变动也是常事，隔了没几年便换了主管。新来的主管事事皆有主张，上来便束住了他的手脚，人员经费事无俱细地过问，原来用来凝聚人心的便利之举也被列入改革内容。他的精力都牵涉给了组织人事等诸多外在的东西，真正用在做项目的精力远不及从前，出手的东西如果细究起来也是退步了不少，可是凭心而论，这也是不得已之中的能够做到最好的地步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体制内做事的人多半会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应付了事，至于事情做到何等地步，不到失手的地步都不算过份。其实这样的心态也属正常，遇到赏识，就尽力偿还知遇之恩；遇到时运不济，就蛰伏不招惹更多的无妄之灾，这些都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罢了。可他偏偏还是剑走偏锋，执拗地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冒着被撤销项目负责人的风险扛下诸多事情来。
这样做的结果，与主管领导反目几乎成了定局，加上也有竞争者从中作梗，他很快便失掉了对项目的主控权，由原先的负责全面工作调整为负责其中的某个环节。本来以为他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可是也拜体制所赐，他还可以凭借体制之利，坚持不从项目中全面撤回来，在他可以作主的环节里实践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所做的环节无利可图，所以做起来倒也纯粹，加上用心，不需多时，便获得了上几级的主管部门认可。
一纸奖状到手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他会就此翻身，取而代之，夺回项目的主控权，但令我们意外的是他就在那一刻递交了辞职了报告，头也不回去地告别了体制的荫蔽。此事过后一段时日，我曾有与他聊过这其间的心路历程，他说，也不是没有考虑要不要迎合这个世界的各种规则，但又想单纯地想试试自己有没有办法在逆境之中，不放弃自己的初心，凭一己之力找到实践成功的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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