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一旦裂了痕

文图 / 左叔

刚到边防部队的时候，我还是个不太合群的文学青年。总觉得既然是学这个专业的，“吃饭”的家伙不能丢，加上当时云南边防是“文学的高地”，还有广雄老师等一干前辈给我树了个榜样。

虽然我的岗位是新闻宣传，但我总期待在文学创作上能够有所建树。我当时的想法现在看来也挺功利的，就觉得省内写新闻的能人太多了，我再如何努力也跟在别人身后，我得另辟一条蹊径，火速扬名。

当时《边防文学》还在办，广雄等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发表的机会，但我想挑战我自己，于是不知深浅地给《解放军文艺》投稿。

那一年，是2000年。

我写的那篇小说叫《快活滩》，是个不到两万字的小东西，现在读来特别幼稚。故事的情节也很简单，素材是我在连云港工作时从饭桌上听来的。说盐城有个基层单位特别偏远，叫四卯酉，当年还是一个“三不通”的地方，不通电、不通水、不通车，不知道落在滩涂的哪个角落里。

有个外省的警嫂来探亲，长途车坐到县城就开始问人。寻遍了，也没有人知道四卯酉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也不通电话。最后没有办法，她只能坐车回去了。反正不是写新闻稿，我就虚构了个叫“春伢子”的新兵，又虚构了一个老班长以及前来探亲的嫂子，还虚构了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快活滩”。

这篇小说最后发在2002年10月刊的《解放军文艺》上，从我第一次投稿到最终正式刊发，期间修改了很多次。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投稿这档子事，我都是打印成纸质的，用挂号信寄到杂志社，编辑将修改意见用平邮再寄还给我，这一来一往加上修改通常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所以我粗粗地估算这篇小东西前后修改应该有十几稿。

我一直记得当时编辑是李亚老师，我一直不曾与他谋过面，但他还是给我很多鼓励，也不客气地指出了我的不足。当年的我，长于语感、弱于情节，手还生得很，若不是他孜孜不倦地推着我，我怕中途也要知难而退的。

幸运的是，稿子最终刊了，成了自己设想之中的“第一人”，但却没有为自己取得意料之中的“长脸”，反正给领导添了麻烦。

当年，为了鼓励新闻宣传，部队里其实是一笔奖励经费给通讯员的。可是那规定是为新闻稿定的标准，并非是为了文学创作。奖励以刊稿字数为统计标准，新闻稿最长的也不是通迅，三四千字已经是极限了，而我那篇小说再短也有近两万字。这奖励应不应该给，怎么给，都是问题。

我的主任找我做思想工作，讲了很长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意思，作为基层通讯员又是专职的新闻干事，“长脸”的劳功领导认了，但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觉悟”。我再如何得“文艺青年”也听明白了这句话里面的意思，我也不想让领导为难，当即就表态自己有这样的“思想觉悟”。

不知道为什么，没过多久，就有风言风语传到我的耳朵里。就在我犹豫要不要找领导去汇报的时候，领导主动跟我谈心，说想不通的地方，可以主动跟领导汇报，犯不着在外面讲单位里的事情。我百口莫辩。领导又说，这奖励也不是不给，这改奖励规定也得“过会”，怎么着也有一个“时间差”。我当下更觉得心惊，我何德何能让一个施行多年的规定为我做出修改。

可是我位低言轻，很多事情由不得我。最终的结果是，改了规定，给了我一笔拿着不能心安理得的奖励，而百口莫辩的我也成了很多人眼里“眼睛长在头顶上的”那类人。

我感觉特别孤立无援，满腹的话却不知道找谁解释，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新闻宣传上，尽量不去碰文学。结果这样也是错，外人觉得我不写小说了，也就是因为了奖励费的事情。

写也不是，不写也不是，后来我索性以专职新闻干事的身份为由，一律都不要奖励费了。领导还主动找我谈，觉得我对工作有抵触情绪。我第一次觉得在职场做人好难，而人与人之间信任一旦裂了痕，就很难再有修补的可能了，彼此各怀一番心意，各自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