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叙事和暴力叙事

孙衍 2016-05-29 读书 105 0

文图 | 孙衍

读苏先生的文字，会很庆幸还有人这么坚持写严肃文学，在这个荒烟蔓草的年代尤其显得珍贵。记得海岩在莫言获诺奖后不无担忧地说：“严肃文学已经被边缘化多年，老百姓，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严肃文学都缺乏了解。希望诺奖带来的公众关注能够延续更长时间，进而扩展到对中国严肃文学整体现状、作品、作家群的关注。”当时参与讨论的还有蒋方舟，一个与苏先生差不多同龄的新生代作家。

《星期一没有什么故事可说》是苏先生的第二部小说集，或许是第一部，缘由是苏先生近年著作颇丰，已经很难界定哪一部小说是他最早创作的了。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小说里构建了一个自己想要打造的世界，这个世界一点也不魔幻，一点也不像莫言语境里的高密东北乡。相反，苏先生笔下的集镇和苏庄实在是这个现实世界的某个节点，某个缩影。这种以小见大的创作手法，令其在有着童年记忆的描述里游刃有余。

如果说苏先生身上还残留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影子的话，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读出些许端倪，比如以苏庄为基础的乡村叙事，以及以性为根基的暴力叙事。这两种叙事在他的小说里呈现出无穷的活力，让他在记忆力里打捞起每个具有戏剧色彩的人物，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从文字里跳脱出来，像3D打印般立体起来。在人物立起来的同时，故事层层推进，虽然百转千回，但却毫无炫技之感。

比如，开头第一篇描写郭兰香这个一心想逃离乡村的女人，因为一个外姓入侵的城里女子便一下子变得焦躁起来，郭兰香企图用自己的努力击败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她一次次向那女人发出挑战、攻击，在受到猛力的回敬时，毫不气馁，斗志十足。只是，令郭兰香想不到的是自己进城务工的老公和别的女人搅和在一起。这一击让她差点前功尽弃。但郭兰香始终是郭兰香，她回去后一肩挑起三个孩子的重担，将他们一一送进大学。多年之后，当自己的男人被家庭的污秽抛弃之后，郭毅然收留了这个当初拈花惹草、见异思迁的老男人。最终，她成了胜利者，孤独的胜利者。她的一辈子就像一场打不完的仗，但赢得了她的是她自己，赢不了她的还是她自己。她只不过与自己的心魔在斗罢了。

郭兰香这样的女人并非在乡村里比比皆是，但却也是个非常普遍的典型。男人外出务工，家庭重担一肩挑，还要担心男人有外遇。这样的女人太适合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苏先生紧紧抓住郭兰香的女性特征，又赋予她坚强任性的一面。这样的人物形象既个性鲜明，又令人过目不忘。

同样，苏先生在小说中也隐隐藏匿着暴力美学，这种暴力美学让人很自然地想到余华和马原，这种发迹于二人身上的新实验小说，在苏先生得到了有力的传承。此类小说与传统小说相悖离，虚实结合，以性、死亡、暴力为主要内容而显示出其反叛精神，目的在于揭示现实的残酷以及人性的黑暗。只不过，余华的小说更加围绕人性的黑暗来描述血腥、暴力、死亡。而苏先生笔下的暴力却要温和多了，那种情有可原的暴力总是令人心生扼腕之感，却无血腥之虞。

书中写到杀人的石景，写到毒害自己丈夫的苏粉。在作者少年的记忆里，那个杀人犯石景并不狰狞，相反，“石景成为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感觉他像个世外高人”。这种意象的描写与现实的人性并不矛盾，反而是合乎逻辑的。在一个人的年少时光里，特别是男性视觉里，通常都需要一个英雄的存在，如果身边缺乏出现英雄的可能，那么，就连因爱生恨的杀人犯也会理由当然地成为心目中的大人物，成为情圣。同样，苏粉的弑夫也情由可缘，这样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子，怎么能不让糙汉子们垂涎三尺，怎么可能夜半三更无人敲窗？只是，在东风汽车拉走的死刑犯里多了一个苏粉时，多少令人叹息。

读多了国内的严肃文学不难发现，如果说东北擅长出戏谑小品王的话，那么西北更适合出严肃文学作家。这多少和地域有点关系，和那片生长的土地有点关系。就现在国内泛滥的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时代，我们想看到带有纯正的乡村叙事的严肃文学，实属罕事。而苏先生的创作无疑是填补了一个空白，也让我们看到一丝曙光，也许，不久的将来，严肃文学会卷土重来，给中国的文学界再掀起一片先锋文学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