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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走过最深的套路是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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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走过最深的套路是开会

文 / 左叔
图 / 寸叔

赋闲大半年,但因为接了一些文字工作的案子,差不多每个月都需要出门与人碰头开会。有时候在专门的会议室,有时候在街边的咖啡馆,有时候在车上,还有一些时候因为时间不凑巧就直接电话视频或者微信群里解决掉。不必朝九晚五,通常会闭塞掉一些人际往来,而这样的会议便成了我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缺口。

这么多年养成了习惯,但凡参加会议都会随身带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摊开在桌面的阵仗有些大,笔记本、至少三种颜色的笔、水杯以及前期准备的一些资料。除此之外,我通常会带本书,因为我不确定会不会需要等人,会议空档是否还有机会需要打发时间,但事实上这大半年时间的会议通常轮不到那本书出场,有时候时间太简短连倒水泡茶的流程都省了。

这是我以往不曾有的经验。我在原机构工作了十六年,不夸张地说,大概至少有六年时间都在开会。那样的场合,开会议的标配通常是笔记本、笔、水杯以及一些用以打发时间的读物。当然后来时代进步后,还可以滑一滑手机。

过往的日子里,工作日每天有固定的交班会,或长或短,有时候会议开完,半个上午没了。每周有固定的一两次部门例会,交待工作、催促进度、总结不足,如果不组织,就会觉得不安心。除此之外,一项工作有部署动员会、阶段推进会、总结表彰会等基本标配。除此之外,还有已经固定成制度的年度部署总结表彰、人事述职述廉会、教育学习会等等等,它们有些被固定成一年一次,一月一次或者一周一次。

如果觉得这些还不过瘾,还有调动全员牢牢固定镜头的视频会议,这样的会议多半是跨对口部门且要求全员参与的,常常一竿子到底,很多人不得已停下手头的工作,散了会后再回去加班赶工。曾为部门主管的时候,不到万不得已,我通常会留下一两个手头上有急件的人去赶工,而不是全员困在会议中。

体制内的很多会议,其实已经超越本身所承载的作用和意义,变成了为一个为了开而开的流程。比如议事会,其实议事的功能是极弱的,但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议事流程动作,即便结果是错的,但流程是合理的,便挑剔不出什么毛病,而很多事情未曾经过这样的流程,即便结果是正确的,也因为程序不合法,而容易被人挑出毛病来。

当我还是会议参与者的时候,身处在这样不可避免被空耗模式里,我常常会想尽办法不让它空乏地流失掉。那些年,我在会议前读需要考试的书,在会议的间隙背过英语单词,在会议期间校对过急赶的文件。后来等到自己变成会议的组织者时,碰到会议上放空的人,我多半会说一两句,但碰到会议上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赶工作的,我便会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挫败感。

这半年参加过的会议,我最切身的感受是,备茶的通常是甲方,备酒的通常是被虐的乙方,而自备茶水的多半是像我这样的被乙方邀请来说服甲方的人,这样的人多半被尊称了一声其实担不起的“老师”。对于我来说,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被折腾的经历变成了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经验,自己在其中也反思总结摸索出一些可以跨行业移植的东西罢了。

这半年的会议,也是生活观察的一个绝佳的场合。与长期在企业里工作的人打交道,最直接的感受是直来直往,大型企业可能还有一些流程的约束,中小企业多半就能现场拍板。与文化圈的人打交道,最直观的感受是端着架子,常常会抛出一些外行人多半听不明白的专业术语来镇场面,但端着的状态遇到金主便放松的时候却常常容易让人看轻。与多年在体制内的人打交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话不说全,凡事皆有余地,明明已经心知肚明,但口头表述仍旧是模棱两可的,常常会用“我们再开会研究研究”来搪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