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曾被庸常打败，也别轻易向生活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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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孙衍
图 | 左叔

下班的时候，我总是喜欢穿过一些巷子，或者可以穿行的老小区。
一来可以抄近道，二来这些小巷子和小路都相对安静，远离市声的喧嚣，仿佛置身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就是在一个小区的角落里看到那几个糙老爷们儿的。
当时，他们有的赤着膊，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留着长发箍着发箍，有的则是光着头。就是这样一群千奇百怪的半百老爷们儿，也就是我们现在时兴说的大叔，正在进行着一场罕见的举动。
着短裤的大叔在做蛙跳，从一头跳向另一头，再折回来，这样来来回回地跳着，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戴发箍的大叔在做伸展运动，这有点像瑜伽，他一只手抻着一条腿，另一只手从后面将另一条腿拉扯着，眼睛微闭，气定神闲；
赤膊的大叔在拨弄着手中的录音机，这种录音机有点像广场舞大妈用的那种，极其简陋却声线清亮；
只有那个光头大叔在配合着录音机里的曲子引吭高歌，竟然是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光头大叔穿着一袭紧身的衣服，下面是有点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喇叭裤，声音哄亮，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我当时被他们的举动吸引住了，一直站在那里看他们表演了很久才离开。
第二天，再次经过这里，他们还在那里，只不过那个调录音机的大叔没来；
第三天，依然如此。他们就像小区里的一道风景线，虽然藏在角落里不起眼，却能瞬间抓住路人的视线。

记不得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差不多也是蔷薇将开未开之时，我路过一家破旧的理发店。那家理发店在一个斜坡上，距离这家理发店不远处还有一家装修一新的理发店。那家理发店顾客盈门，而这家理发店却门可罗雀。
我妈经常去那家新装修的理发店去做头发，回来告诉我说那家旧理发店不是手艺不好，是因为里面太旧了，多少年了也没有更新一下设备，而且老板和老板娘也不太爱说话，客人自然就少了。
我妈的话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一对不爱招徕顾客的理发店主人，是怎样支撑着这么多年走过来的呢？所以，每次路过时，我便总是有意无意地朝里面窥探。
直到有一次，我看见空荡荡的理发店里支起了一副画架，是很专业的那种，上面铺陈着一张白纸。
向来对画画感兴趣的我走出去几十米远，又折了回来想看个究竟。
果然，穿着白大褂的男老板出现了，他的头发很长，显然是很少理，脸上也有些没清理掉的胡茬。他手上拿着一只画笔，正在画纸上勾勒。
我就在站在店门不远处的一棵石榴树下，看着他一点点着墨点绛，很快，一幅花开富贵牡丹图就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我被这一幕惊呆了，迟迟不能移动脚步。
后来，只要经过这家理发店时，我都会多逗留一会儿，看看老板又画了什么。有时候是一只大公鸡，有时候是一匹骏马，有时候又是一株掩在翠竹里的梅花。
老板画画的时候总是旁若无人，有客人经过时，他甚至都没有转过头来招呼。

我家附近有一小片平民窟，大多是以前老百姓自己盖的平房，经过几次拆迁，已经所剩无几了。
剩下的几幢后来被加盖成了二层楼房，细细长长的，隔成大大小小的房间，廉价租给那些外来务工者。
其中有一幢房子的老板是个奇瘦无比的中年汉子，每天骑着一辆改装的小型摩托车，风驰电掣般来去。
我一直以为这个老板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至少也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凭着祖上传下来的这点家产做着天天混吃等死的日子。
他的形象也的确容易让人这样联想，瘦削的脸庞，深陷的眼窝，干瘪的身材，活像个抽大烟的。
直到有一个炎夏的傍晚，我吃完饭出门蹓跶，走到他家附近时，听到一阵悦耳的吉他声。驻足细听，竟然是宋冬野的《董小姐》，一阵吉他前奏过后，歌声也随之飘扬起来。
在那样的夏日夜晚，听到这样的歌声，倒是让本来有些烦躁的心情瞬间宁静了下来。
我拐过一道矮墙，看到前面的空地上放着一张小马扎凳，小凳上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像吸食了大烟似的廉租房老板。
他一边弹着吉他，一边轻声哼着歌儿，十分的惬意。

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他们真的是一群别有意思的存在呢。
和那些闲暇时大吃大喝K歌泡吧的人相比，和那些放着扰民音响大喇叭的广场舞者相比，他们活得是那样优雅自在，又不影响到他人，甚至给他人带来美的享受。
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个浑浊的世界里，找到一方宁静的天地，悦己娱人，甘之若饴。
若不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心里住进了一个文艺青年，怕是早被这污浊的时代所吞噬。
若不是他们时时用心中的文艺情怀去做对抗，也早沦落在市侩小民的平凡日子里，不复往日的光彩。
遇见这些人，或许是一种机缘，更多的是一种幸运。他们像寂寞的山谷里，孤独盛放的水仙，就算无人欣赏，也傲然挺立；他们又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进现实，照到十年后乃至更久之后的自己，就算世界再变，内心里的那点坚守，无论如何也要呵护着，像跌倒时也要扶正的礼帽，永远端正，永远清邈，永远隽永清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