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左叔
因为相关制度规定，我的离职需要上级机关批准，并非提出来便能脱身。因为今年所有的工作都延后了，所以整个节奏都慢得让人发慌。正式确定能否离职，在组织程序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的环节叫“谈话”。
通常这样的“谈话”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弄一个座谈会的形式，大家坐下来客套地说一些彼此感激的话。作为组织代表的领导，感谢要走的人这么多年的贡献和作为。可惜，有时候领导换得太频繁，未必知道你太多功过细节，那话想要说得走心些，其实挺难。而作为要走的人，当然要感恩组织的锻炼培养、感谢领导的提携帮助、感念同志间多年积淀的情谊。可惜，往往有所顾忌，难以说得由衷，于是这一切常常沦为过场。
以请假的方式在家休了三周之后，忽然就接到了通知，可以“谈话”了，这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与我一同离职的预估三人，当天唯一确定可以“谈话”仅我一个人。一位是我原来的长官，因为上级领导行程有变未能谈成。另一位是我原来的下属，一个家在内蒙、爱人在天津、孩子在这里的年轻妈妈。
这几年为了工作，她将公婆接来在外租房帮着带孩子，公公身体不佳中过风，婆母在此人生地不熟，又都是北方人又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大人小孩子常常轮流去医院，着实是困难。去年提了一次想走，因为制度规定未能走成，今年也是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这样的环境里呆得越久，越觉得制度机制的冰冷，而那份人情的暖与柔软常常被磨得生硬。
我在职的岗位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企业的HR（人事主管）类似，所以这个“谈话”这个活，我前前后后做了五年，而今年换成别人与我谈。坐在一个偌大的、人头满满的会议室里，我心里却是空空的。那种感觉是极其微妙，我总有一种人不在现场的错觉感，好在这样的会议是有常规的套路，是有既定的程序的，开了头，一切都按着节奏走，感觉就不那么木然了。
领导开了个头，与会的旧同事也纷纷说了一些，无非是工作生活的细节，感恩感谢感念的话。我在脑袋盘算着要说些什么，但又思考不要太过煽情，于是我在他们发言的空档时间，在手机记了那几个发言的关键字眼，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客套地将这几个字眼连缀成流畅地发言，将这个程序走完。
事后我在想，那些话是我想的讲吗？是，但也不全然都是，而这些年，我又讲了多少言不由衷的话呢？想想，我多少觉得有点惭愧。
有一阵子，有一个领导在不同场合指正我，说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脾气的部门主管，尤其是对自己下属的管理教育，总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似乎没有见过我红着脸与人争辩过什么。可是熟悉我的人，认识我过去的人，大概都知道我本质上并非如此。
冒冒失失地闯进这一行的时候，我也是被领导指正，是个有反骨的人，为了一些自己认定的事情和所谓的原则，冲动过、鲁莽过。依稀记得有一个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的领导，有意为难同是小同事，被我堵在宿舍楼的楼道口发难，隔日便传出我持宠而骄顶撞领导，我笑笑当作没事人一样听之任之，那个时候总是认定不平则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事隔多年之后我才感受到触动，大概是一次表彰推荐。我觉得某位同事业绩明显在其他人之上，而作为我们同一主管的领导却在争取名额时，推荐的话说得有所保留。当时，我特别不理解，觉得他做人不实在，拿着空头支票消费那个同事的热情和尽职。事后，我与他理论，他只提了一句，如有一日，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也许你会理解我的。
不幸被他言中了，等我坐在他当年的这个位置上，我明白了他尴尬的处境。有些话，他终究不能讲全，也不能讲满，看起来他是给自己留了余地，说了言不由衷的话，但细细地想过，那个余地其实也是留给他身后人的。将什么都推在风口浪尖，他自然会脱得了身，而他身后的人极容易被翻云覆雨手给左右了。
仅为自己的时候，冲动莽撞不计后果，往往是自认能够担得起，而有所顾忌的时候，多半是因为有了牵绊。他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总是那么小心翼翼，谨慎处之。为了不让别人为难，那些已经到了嘴边的话被生生地吞下，变成了言不由衷的尴尬。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