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参加过的婚礼

八月末的时候，有一次驱车陪南京过来的制作团队去浏河拍摄微电影，缺两个群众演员，临时从单位拉了两个常年在机关工作的年轻女同事去见见世面。一个2013年结的婚，现在初为人母，一个仍待字闺中，正在张罗着12月底前办婚礼，宴请单位同事。从太仓到浏河，一路上也有近半小时的车程，因为是去拍摄微电影的关系，自然也就聊到了婚礼上常见的所谓有微电影，于是一路上，我坐在前座就听着两个姑娘在车后座上聊起来了关于婚礼的各自想法。

年轻女孩子问已婚的女同事当年是如何操办婚礼的，“过来人”将请帖、菜色、司仪、酒店、花串、布置等等诸多细节后一一复述后，年轻女孩子便开始觉得麻烦，又问有没有草坪婚礼的可能。已婚女同事淡淡地笑了一下，然后说自己当年也有这样的想法，但因为是夏天、户外的关系，这样的想法极快被否掉了。她说，总不能让领导一边赶着苍蝇蚊子、一边汗流浃背、一边致辞吧。年轻女孩子极为难过地说了一句：也是，便陷入了沉默。

其实我很能理解年轻女孩的想法，我的很多同事男女双方都“新太仓人”，在双方老家办的婚礼通常都是由各自父母来操办的，那样的场面，自己作为主角的身份总是与设想的有点些偏移，当然也会与“少女情怀”的种种梦幻想法有些出入。到了自己可以“做主”的场合，总希望能够有一场“自己想要的婚礼”样子，可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

后来编辑部讨论十月份选题策划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年轻女同事那一长段的沉默。回想那些年，我参加过的婚礼便觉得感慨万千。在绝大多数文化里，婚礼除了给男女主角一个回忆之外，更多的还有一份“昭告亲朋”的意思，如果有所顾忌的话，必定也是在“做自己”与“成全他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十年前，我参加太仓第一个办在乡下的婚礼是单位同事的，也是我扬州的同乡。依稀记得那个岁末微寒的时节，单位同事集中了坐了一辆中巴浩浩荡荡地开往王秀，那时候太沙公路等很多南北向的主干道都没有通车，要绕行204国道双凤，车子在半路上熄了一次火，又是修又是弄，最终还是顺利抵达了。

冬天天黑得早，进到村子里面已经黑压压的一片了。司机寻不得路，也问不到人，遂打电话给新郎官。新郎大概已经开喝了，醉熏熏地答复：朝亮灯的地方开就行了。眼尖的看到远远有一处灯火，司机在乡间小路上七弯八拐终于到了。搭了绵延好几户人家的席棚，几乎全村的人都在流水席上觥筹交错，这样盛大的场面时至今日也令我印象深刻。

后来渐渐熟悉太仓的风俗，才知道大宴三天已达当年那位新郎官酒量的极限，加之刚从老家办完婚礼赶场过来这边，也着实让他“谈酒色变”好一阵子。

这些年，与我同是外乡人的朋友们渐渐地也形成了一个惯常的做法，细节诸多、讲究诸多的婚礼仪式通常只操办一次，而宴客的场次因为需要“昭告亲朋”常常多达三至五场。双方的老家、工作地点的同事朋友、偶尔还需要回读大学的地方集中宴请同学。印象有一个上一辈人是多元组合家庭的朋友，宴客的场次多达5城6场，整整一年时间，一对新人就这样子被操劳成了旧人。社会在流动，人群在流动，很多事情也改变了它原来的生态，展现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模式和机制。

其实也有比较简便的“昭告亲朋”的方式，我也曾参加过年轻女同事“心头好”的户外草坪婚礼。那是初秋上海老卢湾的一处公园，清晨阳光细碎地洒在一对新人的身后，不足三十人的亲友团见证这一时刻。现场有一个主持婚礼的长辈充当司仪，在众人的见证下一对新人立誓、交换戒指、亲吻，不涉及宗教信仰，但庄重温暖。尔后，有人提前离席，也有熟悉的朋友离下来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享用餐点。午后，一对新人送别亲友，坐上飞机去热带岛屿去度他们的蜜月。

在那些年所参加的婚礼当中，更多的是作为旁观者，当然如果你有一些年纪，也会像我一样有自己是主角的时候。我自己在太仓宴请的那一场，大概的心态是“做自己”超过“成全他人”的，穿着牛仔裤上台答谢了同事和朋友，虽然也会让一些人觉得奇怪，但自己觉得坦然不留遗憾就好了。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婚礼形式和风格有了更多的演化，旅行婚礼、单车婚礼、集体婚礼各式各样，总有一款适合新人。与旧时代不能做主的相比，其实真得要感谢这个社会已然进入了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可能让人拥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展现属于自己的喜好与品位，至于你要如何在“做自己”与“成全他人”之间做平衡，好在现如今的场次也足够多，总有一方舞台容得下你当初的设想。

摄影：米饭 原载于《金太仓杂志》2015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