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
—— 钱钟书 《围城》
文图 / 左叔
刘天昭在《毫无必要的热情》里探讨作家们的“刻薄”，她说，“都说鲁迅张爱玲刻薄，但是他们的刻薄里有人情。钱锺书的刻薄，只有智力的快意。”一句话，就把钱老爷子赶到了“炫技逞能”的那一类人里去了。
我跟她一样，年轻的时候读《围城》，喜欢得不得了。一边读，一边心想，怎么有人能够把“比拟”这件事情做得如此生动灵巧，“拍案叫绝”的程度，是恨不得整篇整篇地背下来。现在回想起这段来，大概就是对钱老爷子“智力”的折服吧。就跟打篮球摸高一样，自己努力了半天比先前进步了一点，但在更高的地方还有前人留下来曾经触及过的印迹，能力上的落差除了“仰望”，似乎也不能做些什么。
对于作家们的“刻薄”，我是有“同理心”的，毕竟也一直都在“码字”的状态中。写作与很多传播领域的事情一样，本质上都是“搏眼球”的活计，没了阅读，没有关注，写的意义和价值，估计都会“打折扣”。众人都嫌弃的“标题党”，码字的“手艺人”也是一样的“看不上”。可是不走这条“邪路”，可能连只是路过，点进来瞄一眼的人都没有。这大概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扎根的地方。
同理，不“刻薄”到让当代的人“仰望”，让后世的人“指名道姓”重新翻出来讲，又如何才能守得住“江湖地位”，撑得到“流芳百世”呢？如此看来，“刻薄”不过是个“幌子”，内在的“调性”才是关键。比如，玩票似地写了一部《围城》的钱老爷子，显然他的特质是“睿智”，虽然被后世“奉为经典”，他还是转身去了学术圈，这才是最为高明的地方。
一同被刘天昭归类为“有人情”的二位，“刻薄”底下的特质其实也各不相同。在我看来，张爱玲的“有人情”始终是“冷”的，而鲁迅的“有人情”却一直是“热”的。他们对世情和人性都是有觉察和绝望。一种是绝望之后的“冷眼看凄清”，颇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儿，一种是绝望之后“擂响着了火的铁皮屋”，有想将众人唤醒的焦灼感。当然可以枚举的例子还能很多，终是这些坚硬的“内核”造就了彼此之间的“不同”。
除了吸引关注的目光，码字和说话也是一样，还需抵抗终被将遗忘的下场。说话，是时间线性的“艺术”，无法“倒带”，若是再洋洋洒洒捡不出一个重点，就极容易显得又臭又长。码字，大概也是一样，虽然可以倒回去再看看，若是开头就抓不住人，过程也没有什么给人新鲜的刺激，基本上也跟讲话没有重点一个样。若是“刻薄”能够让人记住了，比啥印象都没有留下至少要强些。
钱老爷子戏谑地说，“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同理，反过来可得，对于“名家”，“评头论足”也是一种残忍。这残忍倒也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容易暴露自己的无知与智商，就好比我眼下正在做的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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