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东拉西扯没啥重点,还不如闭嘴不讲

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
—— 钱钟书 《围城》

文图 / 左叔

刘天昭在《毫无必要的热情》里探讨作家们的“刻薄”,她说,“都说鲁迅张爱玲刻薄,但是他们的刻薄里有人情。钱锺书的刻薄,只有智力的快意。”一句话,就把钱老爷子赶到了“炫技逞能”的那一类人里去了。

我跟她一样,年轻的时候读《围城》,喜欢得不得了。一边读,一边心想,怎么有人能够把“比拟”这件事情做得如此生动灵巧,“拍案叫绝”的程度,是恨不得整篇整篇地背下来。现在回想起这段来,大概就是对钱老爷子“智力”的折服吧。就跟打篮球摸高一样,自己努力了半天比先前进步了一点,但在更高的地方还有前人留下来曾经触及过的印迹,能力上的落差除了“仰望”,似乎也不能做些什么。

对于作家们的“刻薄”,我是有“同理心”的,毕竟也一直都在“码字”的状态中。写作与很多传播领域的事情一样,本质上都是“搏眼球”的活计,没了阅读,没有关注,写的意义和价值,估计都会“打折扣”。众人都嫌弃的“标题党”,码字的“手艺人”也是一样的“看不上”。可是不走这条“邪路”,可能连只是路过,点进来瞄一眼的人都没有。这大概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扎根的地方。

同理,不“刻薄”到让当代的人“仰望”,让后世的人“指名道姓”重新翻出来讲,又如何才能守得住“江湖地位”,撑得到“流芳百世”呢?如此看来,“刻薄”不过是个“幌子”,内在的“调性”才是关键。比如,玩票似地写了一部《围城》的钱老爷子,显然他的特质是“睿智”,虽然被后世“奉为经典”,他还是转身去了学术圈,这才是最为高明的地方。

一同被刘天昭归类为“有人情”的二位,“刻薄”底下的特质其实也各不相同。在我看来,张爱玲的“有人情”始终是“冷”的,而鲁迅的“有人情”却一直是“热”的。他们对世情和人性都是有觉察和绝望。一种是绝望之后的“冷眼看凄清”,颇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儿,一种是绝望之后“擂响着了火的铁皮屋”,有想将众人唤醒的焦灼感。当然可以枚举的例子还能很多,终是这些坚硬的“内核”造就了彼此之间的“不同”。

除了吸引关注的目光,码字和说话也是一样,还需抵抗终被将遗忘的下场。说话,是时间线性的“艺术”,无法“倒带”,若是再洋洋洒洒捡不出一个重点,就极容易显得又臭又长。码字,大概也是一样,虽然可以倒回去再看看,若是开头就抓不住人,过程也没有什么给人新鲜的刺激,基本上也跟讲话没有重点一个样。若是“刻薄”能够让人记住了,比啥印象都没有留下至少要强些。

钱老爷子戏谑地说,“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同理,反过来可得,对于“名家”,“评头论足”也是一种残忍。这残忍倒也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容易暴露自己的无知与智商,就好比我眼下正在做的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