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左叔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要怎么落笔将这段人生中的经历记录下来。经验告诉我，当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踌躇不前的时候，唯有下笔去写，才有可能完成这件事情。
在接下来的文字里，我的表达也许是混乱的、零碎的、充满主观情绪的，但我还是愿意努力地、克制地将在短短一周时间内感受到的，如实地记述下来。我知道，对于我而言这个过程类似于“解咒”，好让我能够将它们在我心中激起的涌动抚平，让它们重新归寂于我平淡的烟火生活。
很多年里，我的人生一直都相对平顺，没有太多的波澜，而这短短的一周，却是打破这宁静的石头子儿。
01. 一颗石头子儿
周二的早晨，我如往常一样于六点起床，洗漱、遛狗、早餐之后，开车送孩子出门上学，然后在七点半左右，就能早早到单位，抹桌子、烧好水、摊开书，开始一日的晨读。
从七点半到九点上班这段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且极为珍贵的时光。这也是我从原先的工作节奏中“脱身”出来之后养成的习惯。
人过中年之后，会有时间上焦虑，那感觉就好像过了“过山车的最高点”向下俯冲一般，很多事情都处在无法平衡以及来不及的状态里。这样飞速且焦躁的状态，很容易激发出无名火，哪怕一颗小小的石头子儿。
我大概是八点二十分左右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很少在这个时间段打电话给我。这些年，我们彼此养成的“默契”是短信交流，这是他无法预知我在工作环境中是否方便接听电话后的某种选择，虽然他所用的直板手机按键和屏幕都偏小，发短信对于一个“老眼昏花”的人来说是相对较难一些的选择。
在我女儿霏霏出生后的第三年，他也退休了，终于与之前就来照顾我们的母亲团聚在我所客居这个小县城，开始了他俩互相扶持的“黄昏漂”。我们虽同城但是是分开住的。我和我的小家庭是仰赖他们照应的，而他们给我的感受是“尽可能的不麻烦你们”。
电话那头十分嘈杂，我感觉到，我是花了几分钟才听明白父亲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我和你妈出车祸了，你能来一下吗？
人要不要紧？ 在哪里？报警了吗？
我有强烈感觉，如果不是情况特别难以处理，他们一定不会在这个时间点打电话给我。在那几秒钟时间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脑袋嗡的一声”的切实感觉。
弇山小学门口，古塘街与弇山路的十字路口。父亲一直在说，自己没有什么事，可我妈躺在地上，脚受伤了，无法起身。我跟他确认，警察有没有到现场。他说，边上有执勤的。我又确认了一遍，他才说是警察，警察正在处理。我能够感受到他比我有更大的慌张。当我得知有警察在现场，有人在处置的时候，还是稍微放了一些心。万一有生命危急的状况，至少会有人打120出救护车。
我工作的地方在向阳路与太平路口，他们出事的地方在我的西北方，大概不到三公里的距离，最便捷的一条路就是出门拐上太平路先由南往北，再向西拐弇山路去找到他们 。但是早上八点半，正是这个城市潮汐性拥堵的高峰期。
这个城市规划有很多弊病，在最南边与其他省市接壤没有任何出路的地方安置了一座“睡城”，然而在中心城区的北面，也就是339苏州路以北有一大片解决就业的工业区，于是这个城市常年会有“早晨由南往北、晚上由北向南”的潮汐性车流。而早晨八点半正是这个潮汐性车流最为拥堵的时分。
我说，你们尽快想办法到医院。我想办法赶过去，但这个时候我往你们那边去，肯定会很堵。你们到哪里了，一定要和我保持联系。
挂了电话，我在慌乱中定了定心，理了理接下来可能会碰到的各种可能。平息了几分钟，我拿起来了车钥匙，在背包里翻出了钱包，发了个短信给分管领导请假，然后准备出门。可是钱包里没有一张现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手机移动支付让“没有现金”这件事情变得十分自然，但我不敢确定在接下来有没有需要用得上现金的地方。我赶紧飞奔到楼下跑到隔壁的ATM机上取出一千块现金，折回来开车拐到太平路便发现由南往北果然堵的水泄不通。
没办法，我只能迂回拥堵的路段绕过去。我计划由从向阳路向西，再往人民路往北，再拐郑和路往西，绕过中心拥堵区经古塘街到弇山小学门口。可是很难，向阳路上的幼儿园门口同样也是送娃的早高峰，我告诫自己一定要稳住，一定要小心，不要再节外生枝，可是我花了十几分钟才拐到人民路。
我过兴业楼往北一点的地方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肇事者开车送他们去中医院看急诊，让我直接到中医院与他们汇合，中医院就在我身后不足300米的地方，可我在这个时候却陷在拥堵的车流里无法转身。事后，我在回想这一段情境的时候，会有呼天抢地却又能为力的“后怕”感。当灾难真得不幸降临时，平时只是私下里抱怨诸多可大可小的阻碍可能都是致命的。
我在急诊中心排队的人群中见到了我七十多岁的父亲以及那位五十来岁的男性肇事者。从父亲见到我的神色上，我判断问题可能没有我想像的那么严重。他裤腿膝盖处破了一个指甲盖般的洞，有血迹残留那个破洞的边缘。他说，膝盖只是有点肿，应该是没事的，你妈还在车上。
这时，肇事者窘迫地过来跟我打招呼。他说，出事情，谁也不想的。我在那个当下，也不知道说什么，示意他带我去找我妈。
肇事者领我去停车场，出了急诊中心那道塑料风帘，便要给我发烟，我拒绝了。
肇事车是辆黑色有些年头的国产轿车，我瞄了一眼车牌号码并记在心里。我妈坐在肇事者车后座，神色还是很自若的，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应该就是脚受伤了，还有头在地上摔了一下，当时我赶紧用手护着头，顾不上脚了，现在不能站。
我示意要背她。她说，你不背动的。最后，还是肇事者将她背到了急诊中心，让她坐在过道的椅子上。
护士站的值班护士问，这是什么情况。我们答复，是脚受伤了。护士扭头问边上一个护工模样的男人，有没有轮椅了？护工摇了摇头。护士又对我们说，你们去输液室门口租一辆“共享轮椅”吧，这样等会儿来回检查方便些。
父亲还在排队， 整个队伍没有任何进度。 我去问到底是什么情况，窗口里面的人答复我，挂号的电脑坏了。 值班护士给了我一张也许可以不用排队的分诊券，但是因为挂不上急诊号仍然没有任何用处。说来有点荒唐可笑，但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受制于科技、它的不稳定性以及应对层面上的无法变通。
在等的时候，我从衣着、神色以及刚刚简短的对话中，确认了肇事者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在我想要去租“共享轮椅”的时候，他悻悻地躲开的举动再一次验证了我的判断。在那个当下，我不是不介意他的态度，只是我觉得解决情急的问题更为优先。
在租好轮椅将母亲推到诊室的时候，我在不经的一瞥间看到那位护工模样的男人身后的不远处，在一张诊疗床的后面，就放置着一辆轮椅。我有想过，那位护工模样的男人给出“没有”答案的很多可能性，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些“租金收益”对于他们而言是“有益”的，所以我能够理解他给出“没有”答案的动机。
CT、拍片、检查，这个过程之中，我才真正感受到父母“镇定”神色之下的慌乱，他们不明白拍片的流程，慌乱地在门口排队，听不见叫号机正在叫着他们的名字，不知道如何配合医生的要求。而我，同样慌张地面对要搬挪母亲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要用如何的力道才能避免碰疼她，我甚至不敢着手用力。
两个人四张片子，本应该是一道拿到的。因为排队过号的关系，却分了两次才拿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浪费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时间。其间，肇事者由保险公司人员到现场勘察车损而离开。走之前，他留了一个电话给父亲。他还需要处理一些其他事情，嘱咐我们将接下来看病就诊的单据留好。
在他走之后，父亲告诉我，他只是个帮老板开车的，出事之后车主有出现，送来一些现金给他应急。他是湖北人，早上开车去接人，在拐弯路口借了非机动车道将我父母撞倒在斑马线上。
片子给急诊的医生看过之后，父亲的问题如他所料不大，需要清理伤口、打破伤风针，再服一些消炎药即可。母亲的问题严重一些，急诊的医生建议我们去住院部五楼找骨科的医生再确认一下。其实在拿给急诊医生之前，我也看过纸质报告上面的结论是令人放心，只是母亲说脚很麻，已经没有什么知觉了。
我留下父亲在急诊处理伤口，带上片子、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去住院五楼骨科病房找医生。在护士站，一位胖胖的、姓胡的医生接待了我们。
他看了一会儿片子，未置可否地作势要把片子塞回袋子里问我们，是谁让你们到住院部来问的？我说，是急诊的医生。然后，他又问我们，是怎么弄成这样子的？
在确认是交通事故之后，他又抽出片子草草地看了一眼， 建议我们住院。
母亲一听住院，大概感觉到事情“闹大了”，还想争辩两句。胖医生指着片子的某处说，你自己看看都骨折，还不住院动手术。母亲被“手术”两个字吓着了，其实我也是。我们接过看不懂的片子，相对无言。
胖医生问身边的护士有没有床位？护士说，加床有的，5+9床今天出院了，还要收拾一下，估计中午就能住下来了。胖医生说，那行，我开住院单，你们到楼下先把钱交了。母亲坐在轮椅上，转过脸来小声地问我，住吗？我知道她不想麻烦人的想法，坚定地说，听医生的，住！
我将母亲安顿在住院病房外的长椅上，跟负责的护士交接了一下之后，拿着住院单，推着空的轮椅来到了一楼缴费大厅。说实话，在那个当下我的心境乱极了，但我知道我不能乱，很多事情得有我来处理。
还了“共享轮椅”、缴了住院预缴费用，我打了个电话给还在急诊中心处理伤口等皮试的父亲，告诉他母亲需要住院。
他的第一反应和母亲一样，觉得事情“闹大了”，家里怎么办，孩子放学怎么办，你上班怎么办？我知道，他的情绪里面，应该也有一些“添麻烦”的自责。我说，谁也不想的，事情既然出了，那肯定是要想办法面对的。
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知道，往日由父母家人拼命帮我周全着的平顺生活，因为这颗飞来的石头子儿，而有了诸多不曾体验过的涟漪。
唯有在共同的困境面前
02. 5+9号病床
在5+9号病床旁边
所有人都暂时放下那些
一个家才在一些细微处
裸露出它原本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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