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快叫人，这是你二大爷

文 / 左叔 & 图 / 南十字星

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自己，怯生生地站一众陌生人的面前，带着将信将疑的表情，嘴巴里喃喃了半天，却始终未能管一个头一回见面、看起来与自己一般大的孩子叫“二大爷”。

印象中这样自带懵逼表情的场景，每到逢年过节、喜丧诸礼的时候就能摊上一回。平生一辈子见不了几次面的远亲，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露出了头，个个自带令人惊异的头衔，让你在每次张口前都要思量几番，再看着旁人的表情和提示行事，生怕叫错了尴尬。

我父辈本就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八人。光是堂表亲戚记下来就已经不易了，再加上这几年又是娶亲、又是嫁人、又是添丁，偶尔家庭聚会时还带上几个姻亲，这些面孔更是有相似的地方，又有各自的不同，张口之前的顾忌更多了一些。

早几年遇上这样的场合，还有父母长辈帮衬着，这几年常常摊上的状态，是自己领着孩子面对陌生面孔的远方亲戚，终于轮到自己需要帮孩子化解尴尬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托着孩子的口说：哎呀，这在外面这么多年，亲戚间平时走到少，还真不知道孩子该怎么叫人了。这个时候，多半就有多事的亲戚站出来，几番理论之后帮我化解这尴尬。

女儿学了英语单词之后，就觉得外国人在“叫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先进了，一个单词叔伯舅姑一并搞定，少了多少尴尬。我其实也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我总觉得中国人细分亲戚称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还是具有科学性的实用价值。

本质上中国是农耕社会，人口是依附于土地的，流动性是极细微的，人口缺乏流动的情况下，抬头不见低头见，总不能叫一声uncle，叔伯舅姑一起答应，这也不利于信息的准确传播。另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不小心就睡了没出“五服”的妹子，然后基因遗传出了问题，不符合优生学生出个傻子。

反观西方社会的基底其实是游牧社会，人口流动性大且比较分散，与妹子干完这一炮，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遇到了，所以分得那么清也就没有必要了。而现如今，中国的情势和人口流动也已经与西方接了轨，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和家庭的小型化，逢年过节腆着脸不知道如何叫人的情况也就不鲜见了。

不要以为这逢年过节就已经是最难堪的场面了，其实在“怎么叫人”这个问题上还有更终极版本的考验。那场合在我的老家扬州被称为“上老会”。“老会”是个什么东西，我还真得一时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解释，但基本上可以定性为“宗族聚会”。

“上老会”通常是同姓本家每年轮流作东，将宗族各家长子聚集在一处，商讨姓氏排行，编修家谱，缴纳会费等等。这“老会”通常前后持续两三天时间，好酒好菜伺候着，有时候摊上肯出钱的大户，不知不觉就持续一周，盛况空前。

小时候被我爷爷带去安徽参加过一回，着实是见到了大场面。有须发皆白的管我叫太爷，也有乳臭未干的管我叫大侄，年纪与称谓不匹配的状况让人错乱。我爷爷与我解释，该如何叫就如何叫，不要怕尴尬。这年纪小辈份大，晚辈叫你就理所当然地应承着，而年纪大辈份小，也不要觉得不舒服，这说明我们比那家子孙绵延得多。

我爷爷过世之后，我父亲作为长子也是雷打不动每年去“上老会”，然后带回一本新修编的家谱。红色封面烫金的大字，足足有两百余页厚。上面写着我家祖上是600多年前的明初“洪武赶散”由苏州阊门迁徙至苏北的移民，这也就难怪乡土俚语里一直管睡觉做梦称之为“上苏州”。可是毕竟是隔着久远，虽冠以同一姓氏，一年也有那么几天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总觉得隔了好几层。

姓氏是划分一个宗族的标签，而划分辈份的标签则是“排行字”，这些“排行字”通常一次定八个字，比如“福渊流长、玉吉金星”，一辈人一辈人地沿着用下去，看到名字中间某个字就知道辈份，可是自我这一代70年代生人的开始，很多人的名字就剩下两个字，原因是我们的父辈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嫌弃那若干年前定的那些“排行字”缺乏时代色彩，显得土了一些。等我们再生孩子，起名的时候就全凭自己喜欢，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还有那几个字。

可家谱上那几个字还在，我现用的两个字的姓名写在前面，边上又有一行小字写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姓名，中间夹了那个“排行字”。我这两个字的名字再加一个字看起来还好，只是我女儿三个字的名字再加一个字，就显得莫名了一些。想想再下去个几十年，这些“排行字”彻底没了，管二大爷叫啥估计就更困难了，好在估计到那个时候，与二大爷走动的更少了，不知道叫一声会不会泪流满面。